新書信集透露奧威爾豐富人生

紐約時報書評LARRY ROHTER-喬治·奧威爾的一生相對短暫卻豐富多彩，他在緬甸當過警察，在法國當過洗碗工，在英國當過流浪漢，在西班牙打過仗，在德國當過戰地記者，在赫布里底群島當過農民。他生於1903年，死於1950年，像他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他一生寫了很多信，部分得益於他豐富的人生經歷，這些信特別迷人且有深度。 《喬治·奧威爾：生平書信》(George Orwell: A Life in Letters)精選出這些隨意寫下的書信中最有趣的部分，時間跨度達20年，涵蓋了經濟大蕭條和「二戰」。挑選並給這些信件加註的彼得·戴維森(Peter Davison)是20卷《奧威爾全集》(Complete Works)的主編。在這本書信集里，他想用一種更可控制的規模和形式來提煉奧威爾作為一個普通人和一個思想家的精髓。 這些書信在《奧威爾日記》(Diaries)出版一年之後面世。《奧威爾日記》主要展示他日常生活中具體而平凡的細節，包括他的母雞下了多少個蛋。這本書信集里也有一些這樣的內容，但它更是奧威爾闡釋更重要話題的平台，這些話題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 比如，1944年，他覺得人們「現在有一種傾向，不再相信有客觀事實的存在，因為所有事實都必須與某位永遠正確的元首說過的話和預言一致。從某種程度上講，歷史已經不再存在了，也就是說，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沒有那種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歷史了」。他補充說，由於同樣的原因，「精密科學也瀕臨滅絕」。 就像這本書的標題說的那樣，《喬治·奧威爾：生平書信》與《喬治·奧威爾隨筆、報道和書信集》(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的目的很不相同。後者是一套四冊合集，出版於1968年，它有力地鞏固了奧威爾死後獲得的政治預言家的聲譽。在這本新書信集中，我們不僅能讀到奧威爾寫的信，還能讀到他收到的一些信，甚至還有幾封他的朋友和同事之間寫的關於他的信。 與那套四冊的文集相比，這本新書信集能讓我們更全面地了解奧威爾以及他的生活圈子。他的遺孀索尼婭·布朗奈爾·奧威爾(Sonia Brownell Orwell)是那套四冊合集的聯合編輯。新書信集給我們帶來的主要驚喜之一是我們對奧威爾首任妻子艾琳·奧肖內西(Eileen O』Shaughnessy)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她39歲時在手術中去世，就在1945年《動物農場》(Animal Farm)出版前不久，那本書的成功讓奧威爾首次獲得了經濟上的穩定。奧肖內西在書中是一個非常聰慧的女子形象，對丈夫「異常天真的政治態度」進行評論，尖銳地指出「留下來的英國人總是勇敢好戰的，他們一直在與佛朗哥作鬥爭直到最後一個西班牙人」。 從信件中可以看到，妻子的死亡讓奧威爾深受打擊，但是他也開始以一種折磨人的笨拙，向一個可能的結婚對象發起追求攻勢。「現在我生活中只剩下工作以及看着理乍得的人生有個好的開端，」妻子死後一年，他在寫給其中一個可能的結婚對象的信中說。理乍得是妻子死前不久這對夫婦收養的一個孩子。「只是有時我感到非常孤獨。我有成百上千個朋友，但是沒有哪個女人對我感興趣或者能鼓舞我。」 《生平書信》的最後幾部分充滿了這樣悲悵的時刻。讀者們知道奧威爾將於1950年1月46歲的時候死於肺結核，不過他自己好像也猜到那是他的命運，所以經常祈求上天給他更多時間。 「我真的想至少再活十年，除了要照顧理乍得，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死前六個月他在信中寫道。他在同一封信中還說，「當然，我一直知道這會是我的結局」，承認這是他多年來一直陷於貧困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信中還提到了一些奧威爾已構思好但是沒來得及動手寫的書，真是讓人又好奇又遺憾。1940年，他提到「我醞釀了一個龐大的小說，類似於家族傳奇」，九年後，他提到「我現在腦子裡想着一個與1945年有關的小說，但即使我能活下去，我也不會在1950年之前開始動筆」。 1948年，他向自己的出版人弗雷德里克·沃伯格(Fredric Warburg)透露說：「我有一個極好的短篇小說的點子，它在我腦海里醞釀很多年了，但是在高燒退去或者其他癥狀消失之前，我什麼也幹不了。」 因為人們密切地把奧威爾與他那個時代的事業和衝突聯繫在一起，所以他對文學的熱情經常被忽視。這些信件有助於糾正這種不平衡的認識：他經常提到自己撰寫書評的書或者僅為樂趣而讀的書，他在文學上的判斷和他在政治上的判斷一樣十分特別。 比如說，他不喜歡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說他「枯燥得讓我難以忍受」，認為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名不符實：「《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在我看來不知所云」，「《夜色溫柔》(Tender Is the Night)」「更是如此」。他讚賞被忽視的19世紀作家喬治·吉辛(George Gissing)，讚揚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裸者與死者》(Naked and the Dead)一出版就得到了他的讚揚。他十分崇拜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信中說他是「遷移而來的北極星」，「擁有當時英國本土作家幾乎不可能擁有的成熟和政治理解力」。另一方面，他認為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是個「夸夸其談的人，我想狠狠踢他一腳」。 奧威爾跟其他文人建立的友誼也許也能反映出他的品味和天性：他寬宏大量，能容忍不同的觀點，且不是出於偽善。系列小說《與時代合拍的舞蹈》(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的作者、貴族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以及《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的作者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跟奧威爾的文學世界很不相同，但是奧威爾卻和這兩位作家熱情通信。要知道，《北回歸線》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時，曾被認為是色情小說。 其中最吸引人的也許是雅辛塔·布迪康(Jacintha Buddicom)在奧威爾去世近25年之後寫的一封信。她是埃里克·布萊爾（Eric Blair，奧威爾的原名）兒時的玩伴，也是他的愛慕對象。她在信中抱怨他把他們的愛情故事用在小說《1984》中，說那「徹底毀了我」，但是也流露出對當年拒絕奧威爾的懊悔。 「我多麼希望當時埃里克從緬甸回來後向我求婚時，我已經準備好結婚了，」她在信中寫道。她又補充說，「多年之後我才意識到人都不完美，但是埃里克比我遇見的其他人更接近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