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進入撞牆期

吳介民
20幾年來，高速成長的中國經濟，締造了傲世數據，「中國崛起」、「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等行話隨之傳播全球；但近年似乎進入了撞牆期，長期仰賴的成長模式遇到瓶頸，總體經濟結構亟需轉型。

中國崛起，需要足夠的財政能力支撐，財源一方面來自稅收，另一方面是外匯積累；兩者皆由快速成長的發展模式所促動。在1994年以前，中央依靠地方徵稅上繳，地方大，中央小，尾大不掉（政治學上所謂的「代理人難題」）；1994年稅改，區分「國稅」與「地稅」，並在全國各地設立國稅局，從此中央掌控大塊稅收。另一項主要財力指標是外匯儲備。中國目前有全世界最多的外匯存底，高達3兆多美元，其中1兆多購買美國國債。積累外匯存底需要暢旺的出口貿易。那麼，促進出口製造業的資本、技術、市場，從哪裡來？

從「小打小鬧」開始

故事要從廣東起頭。1980年代，趁著廣東開放外資的機會，港商首先進入，帶動加工貿易，打開一個對外開放的「缺口」，把原先「沉悶的經濟」攪動起來，進而不斷蔓延擴大。台資也乘此勢頭進入深圳和東莞，把資本、技術和市場帶進中國，利用廉價的勞力和廠房成本，使「夕陽工業」獲得第二春，並在企業規模上大舉擴張。當時看似「小打小鬧」的勞力密集產業，例如製衣、製鞋、箱包、家具、塑膠等等，利用「來料加工」的「制度創新」（中國式OEM），享有免稅優惠而遍地開花，地方幹部當起土地房產與勞動力（外來民工）的掮客，大賺工繳費、土地批租費與管理費，中國政府則賺到外匯。

回頭看，摸石過河的廣東模式或許是一場意外，不過，1990年代的政策則是有意地循威權發展的思路進行。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國在國際上孤立，市場經濟發展受挫，卻在港台商雲集的廣東模式中找到靈感。1992年，中國政府決定擴大外向型政策，啟動沿海發展戰略，開放上海與長三角地區，並經由「加工出口工業化」策略，壓低工資與其他要素價格，吸引外商投資，推動出口創匯。1994年，北京將人民幣大幅貶值以利出口，同時取消匯率雙軌制。短短幾年，中國擺脫了以往經常面臨的入超，從一個「外匯短缺國家」，蛻變為「外貿盈餘國家」（參見圖表）；整個1980年代，仍有7個年頭外貿呈現赤字；1993年也是入超；從1994年起出口暢旺。

出超加上不斷湧入的外國資金，推高了外匯儲備，1986年只有20餘億美元，1991年上升到200餘億美元；隨著加工出口模式的成熟，在最近十年飆速累積外匯，2010年已超過2兆美元。如此巨資使中國有能力在全球大肆採購物資、併購公司，以致其國際經濟行為在南美和非洲被指為「新殖民主義」。

「加工出口模式」面臨耗竭

加工出口模式快速散播到整個東部沿海地帶。1990年代中後期，製造業外資開始向北部署（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地區、環渤海灣地區），近年來則進一步內移或外遷。廣東在出口創匯上至今仍佔重要地位；近年，面對逐年調升的工資、以及勞動與環保標準的提高，高剝削的勞力密集型產業走到了盡頭，幾年來發生不少惡意關廠。從台商的角度，今天中國沿海的勞力總成本即將追上台灣。富士康將製造重心移到內陸，也尋求在印尼設廠，深圳龍華的廠區則裁員數十萬人，人去樓空景觀荒蕪；而指標性的製鞋大廠裕元則逐年削減生產線，外移到東南亞，同時關閉內陸廠房。裕元這兩年在中國的生產比率，由38%降低到25%，越南廠的產量已經超過中國。這個趨勢使得專家大膽預測：「中國沿海10年內加工廠會消失。」

在長三角地區，我們也觀察到類似的產業結構調整。在官方政策的驅動下，一些勞力密集台資廠將製造基地往內地移動，有些嘗試建立品牌，開拓內銷市場。這些台資企業兼採代工廠、發包貿易商、電子商務、房地產商等多角化經營，以轉換謀利方式。但是，從外銷轉做內銷，「困難度不下十倍」，資金周轉、打品牌、設鋪貨點、回收帳款、打點政商關係，跟陸資廠進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戰，每個環節都佈滿陷阱。相形之下，「做外銷好比安逸的行業」。

2011年的統計顯示，儘管中國近年仍有大規模出超，淨出口對GDP的增長率不僅沒有貢獻，而且是負數；相較之下，資本形成促成4.4%的GDP增長，消費則貢獻5.3%。也就是，中國經濟的成長仍然大幅仰賴資本投入，尤其是政府的基礎建設，扮演了核心角色。中國的資本形成率（資本形成佔GDP比例）是48.5％，而一般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值是29.4%（2011年）；消費率只有38.4%（2010年），遠低於世界平均值。可見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極為突出：高資本積累率與高儲蓄率（除了民間儲蓄，還包括高比例的國營企業與政府儲蓄）。「中國夢」的現實寫照是國家之夢，而非個別國民：大眾消費被國家資本積累嚴重排擠。

根據消費力定價

歐美消費市場疲軟，節節升高的要素價格，連同海外競爭者的興起，使加工出口成長模式遇到了瓶頸；中國政府在「十二五規劃」（即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從2011-2015年）轉而強調內需與消費，調高一般貿易的比重，並增強進口。但一般市民、勞動大眾因為薪資所得不高，購買力有限。近年沿海地區的工資，雖然以每年成長10-15%，卻僅夠補回過去20年因通膨損失的購買力，幾乎跟不上飆漲的物價。東莞小餐館的價位，和台灣的熱炒店相當；上海市內最便宜的牛肉拉麵（在麵上鋪了兩小塊薄切如紙的牛肉）一碗相當台幣4、50元，酒吧一小瓶進口啤酒台幣200多元。沿海地區一般作業員民工，正常工時外每個月加班100小時，薪資約莫台幣一萬五。這樣的物價，誰在消費？物價飛漲的部分原因來自龐大貿易順差，出口賺取的外匯被強制轉換成人民幣（中國仍不允許自由兌換），增加了貨幣供給而導致通膨壓力。對比工薪階級的購買力不足，上層階級的炫富消費，不禁使人們感嘆：「在中國，不是看成本定價，而是依照消費力定價，你賣他便宜，反而是瞧不起他。」

在這個國家，炫耀性消費蓬勃發展，而大眾消費卻成長遲緩。巨大的反差，讓仇官和仇富的妒恨心境，有了孕育的溫床。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