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文學
多麗絲·萊辛，1981年。Sophie Bassouls/Sygma, via Corbis
在她十分漫長而飄搖的事業中，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幾乎涉及各個領域，從自然主義到心理現實主義，從後現代實驗小說到道德寓言，從科幻小說到恐怖小說。她描寫年輕時待過的非洲，戰後的倫敦，以及外太空的寒冷地帶。
她記錄了20世紀人們對一些重要理念的烏托邦式追求——不管是共產主義、女性主義還是心理學——以及這些理念對努力尋找自身價值的女性產生的影響。
萊辛在羅德西亞度過的童年似乎讓她深刻意識到了種族和階級的不平等，以及政治和個人之間無法迴避的聯繫。儘管她的書背景各不相同，但總是圍繞着下面這些主題：個人和社會的聯繫，家庭生活和自由之間的矛盾，責任和獨立之間的衝突，人類意志與愛、背叛以及思想信仰的力量之間的拉鋸戰。所以她的書中充滿了災難即將到來的氣氛和嚴肅的陰鬱，裡面的人物充滿了問題，而不是夢想，人們像是落入網中的魚，在20世紀非洲和英國狂亂的時代大潮中掙扎。
在她的自傳《在我皮膚之下》(Under My Skin)的第一卷中，萊辛描繪了她很小的時候在羅德西亞的鄉村看到的一幕：父母並肩坐在房前，臉色凝重，充滿焦慮：「他們一起被困在那裡，受制於貧窮，更糟糕的是，受制於他們十分不同的背景所帶來的秘密的、不被接納的需求。在我看來，他們讓人難以忍受、十分可悲，而正是他們的無助讓我難以忍受。」她發誓永遠不能忘記這一幕，永遠不能像她的父母那樣：「意思就是，」她寫道，「永遠不要讓自己被困住。也就是說，我拒絕接受人類的處境——被環境束縛的處境。」
萊辛，1962年，也是出版《金色筆記》那一年。
Oswald Jones/Abergavenny Museum
萊辛筆下的很多女主人公都下過類似的決心，從《暴力的孩子們》(Children of Violence)系列中的瑪莎·奎斯特(Martha Quest)到《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 1962)中的安娜·沃爾夫(Anna Wulfa)，她們發現聰明和天分不能確保你擁有成功或控制力，當「女人們的情感仍適用於那個不再存在的社會」時，她們必須「克服萬難，爭取做自由女性的機會」。瑪麗·麥格羅里(Mary McGrory)曾說，萊辛「用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式的不屈不撓來描寫自己的性愛，用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式的坦誠和細緻來描寫性愛本身」。
《金色筆記》被很多批評家稱讚為萊辛的代表作，它的革新之處不僅在於其心理敏銳度——它描寫了一個女人害怕混亂和崩潰的心理細節；而且在於它不同尋常的結構——它把安娜的經歷分成四本筆記（黑色、紅色、黃色和藍色），描寫她人生的各個不同的方面。萊辛認為，某種新的、變革性的東西能從這些筆記中衍生出來，形成第五本金色的筆記本，在那裡「事情匯聚到一起，區分被打破」，能看到統一的希望。 
1988年，萊辛在她紐約的辦公室。
Jim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
20世紀80年代，萊辛放下她審視人類心理的顯微鏡，拿起指向遙遠星球和星系的望遠鏡，出版了《阿哥斯的老人星：檔案》(Canopus in Argos: Archives)，那是一系列以外太空為背景的幻想小說，受蘇菲神秘派信仰啟發。雖然這些小說含有一些抒情描寫的段落——這與她一貫的實用主義文風很不一致——但是這些故事幾乎完全沒有她早期作品中對人類學的強烈興趣。有些故事是關於善惡的道德寓言；還有些是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式的社會政治諷刺故事。萊辛1999年的小說《瑪莎和丹恩》(Mara and Dann)採用了類似的手法，這個寓言故事以遙遠的未來為背景，講述的是冰河紀毀滅人類文明幾百萬年之後的事。
在她的後期作品，比如《本在世界上》(Ben, in the World)、《最甜蜜的夢》(The Sweetest Dream)和《祖母們》(The Grandmothers)中，萊辛努力把她的天分整合到一起：比如她從第一本小說《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便表現出來的，在不動聲色中構想出一個特定時空的能力；她在《瑪莎·奎斯特》系列小說中磨練出來的心理洞察力和社會細節觀察力；以及後來她對童話式寓言和科幻式漫遊的偏愛。
萊辛本人說過，她認為自己在不同體裁和風格中的所有冒險都是一個金色連續統一體的構成部分。「我覺得內心世界和外太空是彼此的反映，」她曾宣稱，「我不認為它們是對立的。就像我們同時研究亞原子粒子和行星系一樣——我們同時研究宏大和微小的東西——所以內部和外部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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