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我在《中國時報》上發表〈研究的正直風範，來辯吧〉，公開向曾志朗院士叫陣，請他針對學術界對其研究結果的質疑，挺身出來為自己辯護。不料曾院士竟表示，公開回應會「降低自己的格調」，而不斷躲閃。
曾院士的這種態度，不禁讓人懷疑：他不斷鼓吹「研究的正直風範」（research integrity）到底是指什麼？古典社會學大師韋伯在他的一篇名為〈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曾經提出一個類似的概念：「知識的誠篤」（intellectual integrity）。他認為，一個學者唯有在體悟到生命有限的可能性，而又決定對這種可能性負責，他才會嚴肅地承擔自己的過去，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未來，並在當前的研究工作上，決定「何者為其上帝，何者為其魔鬼」。久而久之，他累積下來的研究成果，必然能夠彰顯出他的「問題意識」，並呈現出「一致性」和「內在可理解性」，而突顯出他作為「學術實踐主體」的獨特風格。
Integrity是個多義詞，曾院士刻意強調其「正直」面，而閃避學術界所強調的「誠篤」，倒很能反映出曾院士本人的「格調」。在各種分配學術資源的會議上，他經常端出一副「正直」的模樣，宣稱唯有用「核磁共振儀」，才能作出最先進的「腦神經認知語言科學」研究，然後再擺出「老頑童」的姿態，批評其他的心理學研究「不夠科學」，「本土心理學是偽科學」，「臨床心理學也是偽科學」。他當官期間，藉由這樣的兩面手法，促成多所頂尖大學購買貴重的「核磁共振儀」，然後在幾個大學吸收「樁腳」教授，負責訓練研究生，套用西方流行的研究典範，大量發表「輕、薄、短、小」的研究論文。
當然，「肥水不落外人田」，這樣搞出來的研究論文，必須依照資源共享的原則，「利益均沾」。以除了執行計畫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曾院士和其夫人一定要共同掛名。結果在過去10年之間，曾夫人洪蘭女士至少發表54篇以上的SCI期刊論文。每篇論文作者多則十餘人，少則4、5人，內容五花八門，涉及「腦神經認知語言科學」的各個層面，但沒有一篇由她擔任第一作者。
對於曾氏夫婦而言，只要他們的「樁腳」團隊能夠善用fMRI，保持「量產」，滿足國科會評鑑計算「期刊衝擊指數」的「形式指標」，他們的一切作為就有了正當性；根本不必談什麼學術人格的「一致性」、或研究論文的「內在可理解性」。
曾院士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督導國科會業務期間，儘管曾夫人沒有出版過任何有關「原住民科學教育」的論文，「正直」的曾夫人仍然「當仁不讓」，出任「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總計畫召集人，旗下有20、30個子計畫，每年耗用3000萬總經費。4年過去，她在這方面的論文出版記錄仍然掛零，可是國科會依舊每年核給她320萬元經費，而且一給就是4年。
曾院士指導過的一位學生，針對曾氏夫婦1979年發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論文，做了10個以上的實驗，都無法得到同樣結果。她因此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質疑老師的研究結果到底是「神話」，還是「實話」？從此之後，這篇論文在心理學界便不斷引起爭議。然而，由於國科會和教育部審查只重形式指標，不管其實質內容；爭議性愈大，論文的「引用率」愈高，這對夫婦也愈是春風得意。
最近有幾位心理學界同仁，在《中華心理學刊》上發表了一篇長達數十頁的論文，回顧多年來一系列的認知心理學實驗，檢討30幾年來的這項學術爭議，我因此在媒體上公開要求曾院士回應。曾院士對記者表示，他教過的那名清大教授無法驗證他34年前發表的實驗，因為「核磁共振造影技術問世後，透過先進儀器已證實我的理論正確。」
用韋伯的話來說，現在曾院士心中唯一的「上帝」是「核磁共振儀」。在他的「上帝」 出現之後，學術社群所用的其他方法都變成了「魔鬼」，都不能向他的「上帝」挑戰，「正直」的曾院士也獲得了「救贖」。問題是：曾志朗取得「院士」資格前所作的研究，都沒有用到這套「先進儀器」。如果他為了獲得「救贖」，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是不是連他的「院士」資格也應當一併否定掉？（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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