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綁票型經濟」困住台灣

全球景氣復甦力道疲弱，中國經濟成長放緩形成新常態，導致美國聯準會延遲升息，歐洲央行擴大貨幣寬鬆，企圖維繫失溫的世界經濟。不過，這些非常態的貨幣政策，只能對金融市場加溫，卻未將熱能傳導至實體經濟，導致失業率偏高，薪資停滯，貧富不均、階級與世代矛盾擴大，成為全球普遍現象。在新平庸的經濟型態下，全球只有少數贏家，多數國家則墜入無邊深淵，不幸的是，曾經創下經濟奇蹟的台灣，如今已淪落在輸家圈的後段班。

台灣的產業有多慘？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日前將今年我國製造業產值年增率預估大砍至負七．三六％，比去年約蒸發掉一．四兆元產值。而經濟部公布的九月工業生產連五黑，年減達五．三二％，間接印證了工研院的預估。值得警惕的是，過去以來拉動正成長的半導體，九月生產大熄火，年減劇增至七．六八％。其實，近來我DRAM產業教父級人物跳槽至中國清華紫光集團，IC設計大廠聯發科傳出引進中資參股，面板大廠友達的產值排名已落後於中國京東方，加上工業產值的衰退，我科技產業顯然已亮起紅燈。

另外，九月份外銷訂單年減四．五％，但衰退幅度卻較預期小。不過，衰退減少的小小利多中，卻潛藏了重大隱憂。九月份外銷訂單唯一成長的是資通信產品，亦即蘋果iPhone 6s訂單所拉動，但其海外生產比創下九十三．三％新高，也推升整體海外生產比達五十九％，凸顯了一個危機：台灣電子產業掉入「一支手機救台灣」的陷阱，不僅產業發展充滿不可預測的變數，尤甚者，資通訊產業大抵外移中國，生產基地在中國而非台灣，因此，此類訂單的增加，對於台灣就業機會及薪資成長並無直接幫助。

檢討當前台灣經濟困境的癥結，在於對中國的過度傾斜，幾乎將台灣經濟綁在中國，動彈不得。初期尚可因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而得利，但當中國產業崛起，與台灣變成競爭關係時，西進的台灣產業就淪為中國的經濟人質。此際兩岸的經貿關係就由垂直分工的合作關係，逆變為「台灣為邊陲、中國為核心」的綁票型態。這種「綁票型經濟」在數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從一九九一年至二○一五年六月底，經濟部核准台商對中國投資累計金額為一四八八億美元；而我自二○○九年開放中國投資台灣，至今年九月為止，累計金額近十三億美元，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而我對中投資皆為直接投資，等於是從上世紀九○年代至今，分階段將台灣的傳產與科技業遷移至中國。因此，台灣對中國的大量出超，其實是台灣產業供應鏈由台灣擴大至中國，西進台商仍從台灣進口必要的零組件與中間產品的結果，所以台灣並沒有佔到中國的便宜，反倒是中國得台商大量西遷之利而提升了就業與薪資。

如今情勢翻轉，中國經濟規模約十一兆美元，台灣約五千六百億美元，規模差距懸殊，台灣對其投資再多，都不足以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但台灣近四成出口市場在中國，中國經濟的微小波動或政策變化，都可能對台灣經濟產生海嘯式的衝擊。例如中國一年進口半導體產品逾二千億美元，甚至超越原油進口，造成中國大力扶植半導體，以發揮進口替代效果。此種產業政策本為理所當然之舉，卻直接衝擊我技術層次高與產值上兆的半導體產業。再者，中國推動的「製造二○二五」有近六成的品項與台灣對中國主要出口品重複，可見我產業必然成為中國經濟崛起的對手。因此，台灣經濟對中國依賴愈深，未來所受到傷害愈大。

台灣曾經是以石化能源為主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大贏家，卻在以綠色能源為動能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嚴重脫隊。執政者本應展現魄力與格局，向產業的新潮流邁進，孰料仍在一些虛假的數據中尋求慰藉，未能掙脫對中國過度依賴的綁票型經濟，以致經濟變成看天田，只能祈求上天降下甘霖，以及中國風暴不要來襲。故而，台灣經濟脫離中國的綁架，現今無望，只能期待下一任的執政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