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manufacturing goes digital, it will change out of all recognition, says Paul Markillie. And some of the business of making things will return to rich countries.

我們現在幾乎開拓了這個星球上的每一塊土地，併為真正的全球文明建起框架，但代價卻是一張不可預測的賬單，可能讓我們滅絕。

我們眼下可能在向這樣一個時刻邁進：第三次工業革命讓我們得以塑造全球化的新時代，這一回強調自下而上的大陸化。

因為可再生能源在全世界或多或少是平均分配的，每個地區在生活方式上都有潛力保持相對的自給自足和可持續性，同時通過智慧網路與其他地區相互聯繫。

第三次工業革命將繼續存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但大陸化可能將在商業和貿易的擴大中發揮更突出的作用。

當各地都能在本地獲得能源，它們就可以直接參與區域的、跨國的、洲際的和有限的全球貿易，而不受地緣政治的嚴格限制。

大陸化已開始帶來新的政府管理形式。民族國家是隨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起來的，並且提供了一個針對岩石圈能源體系的調節機制。這種民族國家不適合第三次工業革命，因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能源體系覆蓋的是生物圈。

可再生能源產自本地和本區域，通過智慧電網和智慧物流及供應鏈在大陸之間共用：這使大陸管理機構成為可能。

歐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的第一個大陸管理機構。歐盟已開始為歐洲範圍的能源體系建立四個支柱基礎設施———除高效運營無縫交通的代碼、法規和標準外，還有將在本世紀中葉從愛爾蘭海一直延伸到俄羅斯門口的通信和能源網路。

亞非拉的大陸政治聯盟也在形成之中，很可能在2050年前分別在各自大陸成為主要的管理機構。

在這個分配式能源的新時代，管理機構的運作方式將更像它們管理的生態系統。

正如棲息地在生態系統內發揮作用、生態系統在生態圈內發揮作用，管理機構也將在多種關係彼此融合併與整體關聯的協作網路內發揮作用。

這是一種新的複雜的政治機制，它的運作方式就像它所管理的生態圈，是協同的，交互的。這就是生態圈政治。

地緣政治始終基於一個前提：環境是一個巨大的戰場，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我們爭奪資源，以確保個體生存。

相比之下，生態圈政治基於一種理念：地球就像一個有生命的機體，由種種彼此依賴的關係構成，我們都屬於更大的群體，通過服務於這個群體而生存。

我們正處於經濟壁壘的時代，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黃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黎明，這個時代可能還將持續二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