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受苦受難

紐約時報 皮柯·耶爾 日本奈良——數百名敘利亞人看來已被化學武器殺死，保護其他人免遭同樣厄運的嘗試則對更多人的生命構成威脅。一名8歲兒童在波士頓被炸彈炸死，一個月之後，一名兒童和她的母親在奧克拉荷馬州的颶風中喪生。失控的火車在原本平靜的加拿大和西班牙分別奪走了數十人的生命。在巴格達，一系列以冰激凌店、公交車站和知名餐館為目標的合謀爆炸事件，至少殺死了46人。無窮盡的苦難可曾減輕過？人們能從苦難中尋找到任何意義嗎？ 每種文化傳統中的智者都對我們說，苦難會帶來領悟和啟迪；對佛陀來說，苦難是人生的第一法則，至少一些苦難源於我們自己的執迷不悟（比如心懷自我），在這些情況下，消除苦難的方式也存在於我們的心靈深處。所以，在某些情況下，苦難也許既是我們太把自己當回事兒的原因，也是其結果。我曾在日本遇到過一位90多歲的修禪畫家，他對我說，受苦是一種特權，受苦讓我們趨向思考本質性的東西，讓我們擺脫短視的自滿情緒；他說，當他還是孩子時，人們認為一個人應該花錢買苦受，因為受苦是一種隱藏的祝福。 然而，所有這些觀點根本無法用於被毒氣殺死的兒童（或是一出生就患有艾滋病的兒童、或是被「有限打擊」擊中的兒童）。哲學非但不能治癒牙疼，而且一個不斷嘮叨苦難的長期效益的人，可能還會引發頭疼。任何一位經歷過愛人受抑鬱症折磨的人都知道，她病症背後的惡性怪圈意味着，抑鬱症本身就讓她聽不進邏輯，聽不進我們對她的再三寬慰；如果她能聽進去的話，她就不會受抑鬱症的折磨了。 誠然，偶爾會有這種情況，我會遇到一個人（就把他當成我自己吧），這個人一次次地重複同樣的錯誤，對朋友的話和常識漫不經心，他甚至不聽自己的話。於是他撞了車、或者心臟病發作了，忽然之間，災難能像警鐘那樣對他起作用了；苦難打出的這一拳，不是更溫柔的手段所能替代的，苦難讓他警醒，促使他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 偶爾也會有這種情況，我看到苦難可能僅存在於旁觀者的眼中，那隻不過是我們無知的投影。四肢癱患者讓你不要對她表示同情；雖然她的痛苦比你的更顯而易見，但她很快活。印度加爾各答街頭或海地太子港街頭的人顛覆了我們對惡劣環境與快樂和活力之間關係的認識，他問我們是不是把自己對貧窮的理解隨身帶來了？ 然而，這能改變所有那種苦難嗎？那種苦難似乎未給我們帶來一絲好處，只讓我們怨恨他人的勸告，那些人讓我們往好處想、讓我們數數遇到好運的時候，並記住時間能治癒所有創傷（其實我們知道它不能）。我們不指望生活是容易的；約伯(Job)只想知道他為什麼始終顛沛流離。就像尼采(Nietzsche)和羅伯塔·弗蘭克(Roberta Flack)所說的，生活就是受苦受難；生存就是搞清苦難的意義。 這是沒人能保證生存的原因。 或者，用18世紀的俳句大師小林一茶(Kobayashi Issa)的話來說：「我知道這世界，如朝露般短暫。然而然而......」他在一首短詩里這樣寫道。儘管小林一茶以其恆久的肯定句而聞名，但他經歷了很多死亡：兩歲時母親去世了，他的第一個兒子死了，他的父親感染上了傷寒，他的第二個兒子和另一個摯愛的女兒也死了。 他知道，苦難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現實，他或許在自己的短詩里這樣說過；他知道，生命是短暫的，失去是這個世界上的法則。可是，當他一歲大的女兒感染天花死去時，他又如何能夠不期盼，不是那樣呢？ 在他用詩表達了不情願的悲傷之後，他目睹了另一個兒子的死亡，也看到自己身體的癱瘓。他的妻子生另一個孩子時死了，那個孩子也死了，也許是因為助產士的粗心大意。他再次結婚，但在幾周後就分居了。他第三次結婚，他的房子被大火燒毀。最終，他的第三任妻子給他生下一個健康的女兒，可是小林一茶卻在64歲時離世，沒來得及看到自己小女兒的出生。 三年前，我高中時最親密的好友之一理乍得(Richard)在得到前列腺癌的診斷後，創建了一個名為《這個朝露世界》(This world of dew)的博客。我給他發了一些和小林一茶有關的信息。小林一茶的詩作，除了表達對生命之美的感激外，幾乎不涉及其他內容，直到他去世。可是理乍得很快就在痛苦中死去，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幾乎不再能走動了。 我在日本的鄰居生活在這樣一種文化中，這種文化，在某個看不見的層面，是建立在小林一茶所了解的佛教戒律之上的，那就是苦難既現實，儘管悲傷無需是我們對苦難的回應。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看來日本人任勞任怨辛苦工作、堅忍，並對苦難把人團結起來的各種方式有恆久認識的原因。英國人在倫敦大轟炸時也明白這點，其他文化在面對壓力時對此也不陌生。但是在一個建立在相互依存觀念之上、一人所受之苦就是所有人所受之苦的態度之上的文化中，人們的這種認知加倍敏銳。 「我會盡全力！」、「我會堅持到底！」，以及「沒有辦法」，這些是在日本的每小時你都能聽到的語句；兩年前的那場海嘯奪走了東京北部的數千條生命之後，我在加利福尼亞州聽到的悲嘆和恐慌，比我從京都附近的熟人那裡聽到的要多。雖然我的鄰居們不是有條有理的哲學家，但是，在他們習慣的生命紋理中——全國上下一起祭拜隨秋葉而飄落的東西，櫻花燦爛綻放之後的迅速凋謝，以及他們受到的類似小林一茶風格的詩詞教育——體現着一個古老文化的訓練有素，這種訓練讓他們學會告別事務，學會把喜悅和美麗置於一種框架之中。有時，與求其永不到來的希望相比，死亡對我們的挫敗更小點。 還是孩子時，我學到一點小知識：「苦難」(suffering)一詞的拉丁文（或許是希臘文）的字根是passion一詞的詞源（passion在英文中最常見的意思是「激情」，但在the Passion of Christ這個特定詞組中的意思是「受難」——譯註）。從詞源學的角度來說，和「苦難」相對應的是「冷漠」(apathy)；可以說，耶穌受難(the Passion of Christ)是一個提醒，甚至是一個佐證，表明苦難是一些高尚的靈魂欣然接受的東西，為的是企圖減輕他人的痛苦。對他人苦難表達激情，就是「同情」(compassion)。 在日本海嘯發生近8個月後，我陪着達賴喇嘛來到小漁村石卷，那個自然災難將漁村變成一片廢墟。墓碑即使沒有完全倒掉，也以亂七八糟的角度歪在那裡。一年前這裡還欣欣向榮，遍布着學校和家庭，而現在只剩下一堆破磚爛瓦。三個剛從幼兒園升入小學的孤兒，穿着藍色校服，站在一座神奇地躲過大災難的寺廟外，歡迎達賴喇嘛的到來。在這棟木結構建築內的祭壇旁邊，放着十幾個彩色的盒子，裡面裝着那些沒有倖存親屬認領的死者的骨灰，它們很整齊地排成一列，後面擺着鑲鏡框的照片，有老有少。 達賴喇嘛下車後，看到聚集在街上的數百名民眾，他們站在圍繩後面，來歡迎他。他走過去，問他們現在過得怎麼樣。不少人失聲哭泣。「請改變心態，要有勇氣，」達賴喇嘛說到，便說邊擁抱一些人、給另外一些人祝福。「請多幫助他人，加油挺過來；這是你能為逝去之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然而，當他轉過身時，我看到他自己在抹眼淚。 然後他走進寺廟，向聚集在那裡坐在椅子上的人群講話。他說，除了表示同情和前來看望，他不能指望給災民們任何其他的東西；一聽到發生了災難，他就知道自己必須到這兒來，即使他只能讓石卷的人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達賴喇嘛繼續說道，對於石卷人正在感受的，他有點同感，因為當他還是一位23歲的年輕人時，一天下午，在他的老家拉薩，他被告知當晚必須離開家鄉，為的是試圖阻止中國軍隊與他宮殿附近的藏人之間發生進一步的戰鬥。 他說，自己離開了朋友、家人，還有一隻小狗，而在接下來52年中再也沒有回去過。離開拉薩兩天後，他聽說自己的朋友們死了。他嘗試過把失去變為機會，在流亡期間做了很多新東西，如果他留在舊西藏會很難那樣做；他指出，對像他這樣的佛教徒而言，無法解釋的痛苦是因果報應的結果，有時是前世招致的罪孽，而對於那些信奉上帝的人來說，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不過，他的眼淚提醒我，我們仍活在小林一茶的「然而」世界之中。 這一大群日本人靜靜地聽着，然後，在其成員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第二天他們開始重建家園。我想（雖然我不是佛教徒），比假設人們能戰勝苦難更糟糕的，就是想像在苦難來臨時無可作為。而我看到的眼淚讓我這樣想，你可以足夠堅強去見證苦難，同時也可以具有足夠的人性而不假裝能夠駕馭苦難。有時，這些我們最不理解的東西，正是我們最應該信任的東西。這不就是愛和奇蹟所告訴我們的嗎？ 皮柯·耶爾(Pico Iyer)是查普曼大學(Chapman University)校長學術獎金獲得者。他最新出版的書是《我頭腦中的男人》(The Man Within My H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