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美國當全球警察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1899年大英帝國著名詩人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給美國寫下了幾段詩。他寫道：“挑起白人的負擔。殘暴的和平戰爭/填滿飢荒之口/讓疾病卻步。”如今美國有一位黑人總統，沒有哪位公共知識分子膽敢使用吉卜林的帝國主義語言。但認為美國承擔著維持世界安全的特殊責任的觀點仍生機勃勃。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呼籲對敘利亞採取軍事行動時就暗含了這種思維，總統宣稱：“我們是美國。”這勾勒出美國在打造並捍衛1945年後的全球秩序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但美國仍願意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發起“殘暴的和平戰爭”嗎？這是美國國會爭論是否乾預敘利亞時，所要解決的問題。奧巴馬本人的猶豫不決以及美國的民調結果凸顯出，很多美國人對此持嚴重質疑的態度。而英國決定不對敘利亞實施任何軍事乾預，這很可能增強美國的不乾預立場。在吉卜林去世近80年後，英國很多人認為，議會決策發出的信號表明，英國最終放棄了維持世界安全的後帝國主義本能——即便是作為美國的治安副手。 英國是全球第四大軍事強國，也是聯合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成員國，因此其對敘利亞問題的決策將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但如果美國也加以效仿，那就真的是驚天動地了。然而這種可能性明顯存在。在打了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以後，美國厭倦了打仗，而且美國經濟因衰退而削弱。頁岩氣革命使美國不再那麽依賴於中東。自奧巴馬而下的所有美國人都不再幻想，美國大兵在國外會受到鮮花迎接。相反，正如吉卜林警告的一樣，他們已經學會了面對“受幫助者的責備/受保護者的痛恨。” 正如在英國一樣，美國外交政策機構與公眾之間似乎出現了分歧。美國外交政策機構仍理所當然地認為，美國應該維持全球安全，而公眾則日益懷疑這種做法。民調顯示，幾乎四分之三的英國公眾認同議會針對敘利亞的決策。同時，美國國會展開爭論的大背景是，民調中支持與反對總統巡航導彈打擊計劃的美國人勢均力敵。 關於敘利亞的這些焦慮完全可以理解。盡管奧巴馬再三強調他的意圖僅僅是考慮實施有限打擊，但有些問題他確實無法回答。如果敘利亞領導人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不受威懾，再次使用化學武器，那將如何？我們打算忽視敘利亞境內其他一切形式的侵犯人權行為嗎？美國能拿出來針對敘利亞未來的任何可行的政治願景嗎？向大馬士革發射幾枚導彈，期望事情有所好轉，似乎並不是深思熟慮的戰略。 還有更加廣泛的問題。自1945年後，美國一直視自己為全球安全的守護者，但這並不意味著要乾預每一場沖突，制止每一次侵犯人權的行為。美國沒有乾預20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這場戰爭就像今天的敘利亞沖突一樣，作戰雙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被美國信任，也涉及到使用化學武器。 從20世紀90年代才發展出這樣的觀點：美國當今的責任包括乾預尤為血腥的內部沖突，或對某些特殊武器實施禁令。這一觀點起源於盧旺達種族大屠殺、波黑戰爭以及作為反恐戰爭一部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新原則的發展。 前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曾下了很大力氣發展這一自由乾預主義原則。他在2009年的一次演講中雄辯滔滔地說：“如今我們應該回歸更加傳統的外交政策嗎？膽子更小、更加謹慎的政策？降低了理想色彩，更加務實，更願意容忍不可容忍之事，就是因為害怕乾預會帶來不可預測的後果？”英國下院明確給出了肯定的回答，拒絕接受布萊爾主義的遺產。 如果美國國會拒絕乾預敘利亞，將發出信號，表明美國在如下問題上也在回歸更加傳統、更加謹慎的觀點：外國勢力採取什麽樣的行動，美國才有理由部署軍力。因此，理論上，拒絕針對敘利亞採取行動並不意味著美國要全面退出全球警察的角色。問題在於，美國的決策將不可避免地被視為發出更加廣泛的信號，這也會鼓勵阿薩德政權更加殘暴。這是因為，從太平洋到海灣地區到俄羅斯-波蘭關系，對美國“紅線”不可逾越原則的信仰支撐著大部分全球安全架構。 不管好壞，奧巴馬針對敘利亞畫下了這樣的紅線。正如他在上周末所表示的一樣，如果美國沒有對敘利亞採取行動，美國的對手就會得出某些結論，美國盟友也會面臨同樣的境況。如果美國國會投票反對對敘利亞採取行動，那麽日本、以色列和波蘭等國政府都會感到更不安全。全球對美國警察的倚賴，遠超過美國意識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