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間諜的最大秘密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吉蓮•邰蒂 10年前，瓦萊麗•普萊姆(Valerie Plame)的生活似乎突然崩潰了。作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卧底官員，她的任務之一是努力阻止伊朗從歐洲各地獲得核武器。然而在20年卧底生涯之後，她的特工身份竟被布什政府的官員泄露了。 由於這一泄密行為的動機似乎是普萊姆的丈夫、前外交官喬•威爾遜(Joe Wilson)在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問題上向布什的教條發起了挑戰，這引發了一場巨大醜聞。普萊姆就這一事件寫了一本深表不滿的書，該書雖經過大量刪節，但仍構成電影《叛諜反擊》(Fair Game (2010))的基礎。 然而在這之後，普萊姆的職業生涯結束了，她的婚姻也面臨巨大壓力，夫婦倆逃離了華盛頓。他們帶著兩個孩子，搬到了新墨西哥州聖達菲的一個偏遠社區，期望能夠開始一段平靜而正常的生活。或者換種說法，作為為一部好萊塢電影帶來靈感的著名間諜，碰巧又是位頂著迷人金發的美麗女人，普萊姆試圖過一種盡可能“正常”的生活。（今年早些時候，我曾通過目前與普萊姆有關系的聖達菲研究所(Santa Fe Research Institute)見過她本人，可以說她不僅非常漂亮，而且迷人、聰明、極富幽默感。） 如今，普萊姆主動再次回到聚光燈下。下個月她將出版首部小說《後果》(Blowback)。該書是一部間諜小說，由普萊姆與薩拉•洛維特(Sarah Lovett)共同完成。小說講述了一位中情局年輕女性卧底特工的故事，這位特工負責的任務正是阻止伊朗從維也納這類歐洲地點獲得核武器。 如果還有人看不出這里的相似之處，《後果》的女主角也來自愛國軍人家庭——這一點和普萊姆一樣。女主角也常以多種身份旅行——普萊姆過去也經常這麽做。在不出門時，女主角使用的名字叫瓦妮莎•皮爾遜(Vanessa Pierson)，其字頭是“VP”——和普萊姆一樣。 普萊姆在中年職業生涯崩潰後表現出的大膽、進取和自我重塑，都令人印象深刻。事實上，今年早些時候我與普萊姆見面時，曾忍不住想歡呼：“加油！女孩！”在過去這個世紀里，許多前軍官或情報官都曾把自己的個人經歷寫進間諜小說，比如薩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安迪•麥克納布(Andy McNab)、巴裡•艾斯勒(Barry Eisler)、吉恩•科伊爾(Gene Coyle)、杜安•埃文斯(Duane Evans)和賈森•馬修斯(Jason Matthews)。不過除了斯特拉•里明頓夫人（Dame Stella Rimington，英國反間諜部門軍情五處前處長——譯者註）外，他們全都是男性。的確，普萊姆自己動手寫小說的動機之一，顯然是間諜小說里缺乏很強的女性角色令她鬱悶：她希望展示女性能夠得到認真對待，即便是美麗的金發女郎也是如此。 在我看來，這里只有一個問題。在閱讀《後果》的早期版本後（這部小說十分有趣，讀起來很輕松），我感到納悶的是，為什麽會有理性而雄心勃勃的年輕女士（或男士）甘願為中情局工作。就在年輕的皮爾遜作為一線特工輾轉歐洲各地，時刻面臨俄羅斯人和伊朗人的致命暗箭之際，她卻總是得不到中情局總部領導的支持，而且還要與同事角力。書中強調成功的情報工作需要協同。但是多數情況下，皮爾遜過的是非常孤獨、既無人感謝又危險的生活。她幾乎沒什麽朋友，也幾乎沒和男友享受過正常的情侶關系；並不令人驚訝的是，她的男友也同樣遭到了中情局上司的糟糕對待。 也許這只是一部純粹虛構的小說。又或者這是普萊姆一種微妙的報復方式。當然，許多中情局特工會強調，還有其他一些因素足以彌補這一行的孤獨和風險。 和普萊姆一樣，皮爾遜對於為國執行公職感到深度喜悅。另外，她顯然和普萊姆一樣喜歡冒險，這一點我可以理解，因為我20多歲時曾作為人類學家和記者，在偏遠的地方尋找激動人心的經歷。不過做記者的快樂之處在於，你是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基本上自由的個體，而不是官僚和政治機器上一顆沉默的螺絲釘。至少在小說里，那個政府機構在對待虛構的間諜時如此隨隨便便、令人心寒（且不提普萊姆本人在現實生活中遭遇的令人發指的對待）。 下次我在報紙上讀到有關西方努力阻止伊朗獲得核彈（或敘利亞擴散化學武器）的報道時，我會想到普萊姆（皮爾遜）的曲折經歷。就算說明不了其他問題，這個故事也及時提醒我們，在有關伊朗和敘利亞的所有報道背後，還有另一段傳奇：大量在秘密戰線工作的年輕情報官，在艱巨而（往往）無人感謝的崗位上為摸清真相而付出艱辛努力。而且，他們絕大多數時間在完全沉默的狀態下戰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