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李迅雷 / 姜超
經濟增長的核心是生產要素，即勞動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效率）。過去中國處於人口紅利時代，廉價勞動力充裕，意味著低端制造業極具競爭力，從而形成以投資為主的經濟結構。而在過去幾年，人口紅利的拐點已經出現，體現為新增勞動力數量的下降。在勞動力投入減少的背景下，為了維持同等速度的增長，必然意味著更多的資本投入，體現為2008年以後中國貨幣增速與經濟增長的脫節，債務率的飆升，以及房價的暴漲等症結。未來如何來應對這些難題？
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的總體思路，不難發現，《決定》是希望通過改革來釋放經濟增長的潛力。比如：一方面，增加人力資源：適度放開生育、延遲退休年齡。提出了增加人口紅利的路徑：通過放開生育、適度延遲退休年齡來實現，從而為傳統投資和制造業模式提供喘息空間。但是放開生育屬於長期有利，短期貢獻不大。而延遲退休的空間爭議也會很大，因而此路不太通。
另一方面，提高效率：通過打破壟斷，釋放民營企業的活力，改善國有企業的效率，來增加增長潛力，這應該是條陽光大道。從生產要素的角度出發，雖然中國勞動力數量開始下降，但是新增非農就業全部是大學生，因而勞動力素質的提升是希望所在。而且從近年上市公司就業數據觀察，新增就業幾乎全部集中於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而傳統的制造業幾乎沒有新增就業。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發展和勞動力結構相匹配的產業模式。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服務業的發展，發展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解決就業、從美國的經驗看服務業可以解決80％的就業。二是不消耗資金、可以解決負債過高的問題。
以下是對《決定》的具體解讀：
一、提出改革六大目標和時間表
市場經濟、政治民主、文化先進、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安全，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為何把2020年作為一個改革目標的時間節點？除了是一個整數年份外，恐怕與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有關。到2020年，如果經濟發展順利，則中國的人均GDP有望超過1萬美元，從而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應該是人類歷史上的經濟奇跡，因為超過13億人口的超級大國能夠成為高收入國家，實現小康社會。假如同時又能實現經濟轉型、收入差距縮小等目標，則更是錦上添花。
二、經濟體制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首先，《決定》明確了市場經濟的地位及市場和政府關系：市場為主，政府為輔。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改為發揮“決定性作用”，將能更好地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將政府作用定位為市場的裁判、監督和補充，將有利於保障公平競爭，推動宏觀經濟平穩、可持續發展。
其次，明確了在所有制關系上，公有和非公並重，產權不可侵犯。在繼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同時，強調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是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和非公有制財產權均不可侵犯。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項目允許非國有持股，混合所有制經濟實施員工持股，有助於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此外，《決定》對重要的經濟改革領域都做了系統闡述。
1. 財稅改革：明確事權、完善稅制、透明預算。實施公開透明的財政預算，加強中央事權、適度減少地方事權，形成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關於透明預算，提出審核預算的重點由平衡狀態、赤字規模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降低重點財政支出對GDP增幅的依賴度。建立透明規范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建立規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及風險預警機制。意味著降低地方財政重點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依賴、及相應投資沖動，而通過對支出、舉債以及債務風險的管理和預警來約束地方政府行為。
明確事權：事權上收。過去中央事權主要集中於國防、外交、武警等方面，而地方則集中了建設投資、科教文衛、社會保障等一切支出。本次改革將部分社會保障從地方支出上收為中央和地方共享事權，意味著社保的全國流轉成為可能。此外，將地方事權明確為區域性公共服務，意味著基建投資或不再是地方支出的主要任務。
稅制完善：完善地方稅、提高直接稅。中國過去的地方收入以營業稅和賣地收入為主，鼓勵投資和房價上漲。本次提出加快房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加快資源稅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環節、稅率。意味著中國有望建立以財產稅和消費稅為主的地方稅體系，將有助於抑制投資沖動和房產泡沫，鼓勵服務業發展。
2. 土地改革：同地同權，農民確權。過去農村集體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過程中，需要經過政府的征用，存在對農民補償過低，轉讓收益分配不合理，地方土地財政等諸多問題。本次改革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縮減征地范圍，合理提高個人收益。同時提出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用益物權、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試點等。將有助於增加農民財產收入、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
3. 價格改革：市場決定價格。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包括水、電、氣、油、運、電信等領域的競爭性環節價格。政府定價主要限定為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且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
4. 金融改革：多層次資本市場、市場化開放、風險監管。多層次資本市場有兩個涵義，一是豐富市場參與主體，主要是放開金融業對民資的開放，其次是豐富市場產品，推行股票發行注冊制、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發展並規范債券市場。其中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有望真正根治股市有效供給不足、無效供給過剩的頑疾。
市場化和開放方面，提出完善人民幣匯率、加快利率市場化。完善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以及加快資本項目開放。風險監管方面，提出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以及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後者更加重要，目前利率市場化已經在大步推進，但是風險監管並未及時跟進，由於缺乏存款保險制度的約束，導致了金融機構的逆向選擇，金融資產質量的顯著惡化，金融風險的顯著升溫，因而存款保險制度以及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應加速推進。
5. 行政改革：突出負面清單管理。行政改革方面具有鮮明的創新舉措，即將負面清單管理上升到全國層面，提出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
此外，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提出健全宏觀調控、正確政府職能、優化政府組織。明確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能是宏觀調控，而在投資方面則對企業充分簡政放權，一般情況下的企業投資均依法依規自主決策，政府不再審批。通過強化環保、技術、安全等市場準入標準、來建立化解過剩產能的長效機制。政府的考核逐步與GDP增速脫鉤，增加環境、安全、健康、債務等指標權重。編制全國和地方的資產負債表，建立全社會房產、信用等基礎數據統一平台。有助於債務的及時預警。政府職能的轉變首先是簡政放權，其次是加強服務和監督。優化政府組織有助於減少財政供養人員數量，提高政府辦事效率。
6. 戶籍改革：市民化導向，目標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首先是通過合理放開落戶限制，其次是在城市將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將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最後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來實現城市服務的共享。
7. 國企改革：監管國有資本、界定國企功能、完善企業制度。首先，加強人大預算決算審查監督、國有資產監督職能。其次，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從企業監管到資本監管，有助於放開對企業經營的約束。
國有資本主要定位在公共服務、以及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而在自然壟斷性行業，實施政企分開、推進市場競爭。完善企業制度的核心是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建立長效激勵約束機制等。
三、政治、社會體制改革：民主與公平、和諧與發展
《決定》中有幾大亮點，一是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可以防止行政執法對人民的濫用；二是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可以增加反腐的有效性。三是探索實行官邸制，即國家為一定級別的官員提供在任期間居住的住所，官員對此沒有產權，也有助於減少腐敗問題的發生。
社會體制改革方面也有幾大看點：一、實行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和校長教師交流輪崗，有助於解決學區房等教育資源不公的問題。二、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有助於扭轉人口紅利結束導致的勞動力減少局面。三、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建立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有助於提高服務業的供給效率。
綜上所述,十八屆三中全會與十四屆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相比，改革所涉及的面更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改革五位一體，而且，這一系列改革話題已經從過去的泛泛而談變為現實壓力，不少改革共識的背後，都隱含著慘重的教訓。過去30多年的高增長，實際上是滯後改革的欠賬，是對未來的透支。因此，這次改革方案的提出，更具有倒逼成分。而今後面臨更大的挑戰，是如何提升改革的執行力，因為時間已經越來越緊迫了。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証券副總裁及首席經濟學家。姜超是海通証券研究所首席宏觀及債券研究員。文中所述僅代表他們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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