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一生勸人寫日記、寫回憶錄；中國共產黨建政後，周恩來鼓勵許多名人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環境下記錄個人的過往。我想這是因為過去百餘年來，中國社會歷經幾次非常大的變動，幾乎每一代的每一個人都主動地、被動地捲入大大小小政治、戰亂、物質匱乏以及親情離散的漩渦。有些事非常重要，當時不易察覺，可是一旦事過境遷，當事人不及早記錄經歷過的事情和個人的感受，不用等到下一代，十年後，已經沒有人清楚真實地發生了什麼事（當事人主觀的感受非常關鍵，只靠史料，無法看見當事人的角度，且易受當時撰述者的立場影響）。
然而雖然胡適這麼說，他的朋友們寫日記的、寫自傳的很少，因為中國人普遍不願意披露自己內心的事，更避免談論同儕的是非，我們今天知道他們那一代人的事就很有限；而解放以後，周恩來鼓勵大家寫回憶錄，縱然有人寫下一些事情，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自行燒毀極多，所以我們今天要了解他們那一代人的曲折也十分困難。
因此，百年來我們民族經歷了那麼多艱苦的歲月，卻缺乏足夠的材料重建過去的真相，許多重要事件只剩官方的教條論述以及反官方論述各式各樣的謠言逸事，是非曲直實在難以說明。往往就是官方御用學者也未必知道什麼是真實，更不用說許多事早已積非成是，鹿馬難分。今天看官方撰寫或官方影響的中國近現代史，可信度有多高，值得商榷。
近年來民間社會和學術界的史學論述已經開始在個別的領域上一點一滴地重新搭建，而可信度仍然需要有多方面的材料核實。有時候，撰寫者和官方的立場不同，寫出的作品，反而成為另類的反官方教條，有的撰寫者甚至於獨斷還勝過官方。外國學者寫中國近現代史，雖然在一些事上不能明白中國人在想什麼，整體的可信度卻相當高，一方面，他們的材料多，他們長期有蒐集資料及撰寫與討論史論的習慣，他們的政府對歷史論述幾乎毫無興趣涉入，所以幾乎談不上「官學」一事，而「官學」仍為兩岸政府與政黨重要的意識形態磐石；另一方面，中國近代幾個最主要人物的日記、回憶錄、訪問稿、照片和珍貴材料都捐贈給美國大學圖書館整理公開，外國學者反而近水樓台先得月。這些要人的材料如果留在中國和台灣的環境裡，恐怕由於政治顧忌而石沉大海，甚至於竄改與銷毀。事實上，歷史越公開越透明，官方的可信度反而高。台灣這些年來，反對黨一直在搞課程大綱問題和轉型正義，過度地否定中國國民黨，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長久以來不相信國民黨的官方論述。
有些事由於時代精神的變化，大部分的事情真相都遭流失。比如抗日戰爭期間淪陷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非常少，因為戰後無限制地在道德上追剿漢奸，淪陷區老百姓怎麼敢留下記錄？我的爺爺是淪陷區老百姓，曾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江蘇省六合縣忠義救國軍隊長，1940年左右陷入地方傾軋而遭殺害。父親年少成為孤兒，年輕時又遭仇家從背後槍擊四發不死，獲救後送往重慶軍統局受訓，成為重慶分子（重慶來的人）。以中共的論點，我的爺爺和父親都是淪陷區的國民黨地下黨員，不是漢奸，就好像共產黨的淪陷區地下黨員，是延安分子（延安來的人），也不是漢奸（如果不是淪陷區地下黨員，只是淪陷區老百姓，戰後遭受歧視的可能性不低；如果還擔任過淪陷區政府一官半職，子女的一生命運乖謬的不少）。
父親晚年說汪精衛不是漢奸，淪陷區老百姓沒有他，日子怎麼過？父親成長於淪陷區，他是軍統局人員，當年只能跟著政府罵汪精衛，否則政治不正確。到他晚年，又在美國，心理的恐懼感慢慢消除了，就想為汪精衛「昭雪」，這是父親一生中唯一「揭秘」的事情。其他事都自我規訓，早已内化，以蔣介石、戴笠為他終身效忠領袖。
父親過世前，住在美國北加利福尼亞州一家老人復健中心，九十歲以後記憶幾乎完全衰退，只識得他的子女，而家鄉口音不變。我和太太從台灣趕去看他，帶著一本有戴笠封面的書給他看，我問：「爸，這是誰？」父親立即淚流滿面，恭敬有力地回答：「是戴先生。」我就為臥床上的父親和戴笠的照片合影。戴笠，字雨農，我的名字中帶雨，即是紀念戴雨農。
我到中年以後有意識地觀察，近代的中國人（包括港、台兩地經過殖民地時期的人們），在時代掙扎中活下來的人和他們的子女，許多是不夠幸福的。長期的環境變動造成生活的不適應及心理上缺乏安定感以及常有對人的疏離感，形成許多人與家庭的生命漂流以至於對生命意義的失落。
回顧過去百年來的波瀾，我們沒有辦法在每一次的動盪來臨前，判斷下一步要怎麼做才好？民國三十八年，也就是近七十年前，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大多數人根本不能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要逃難嗎？還是留在老家等待？我的老家江蘇六合，南京過江一小時車程，抗日戰爭期間屬於十分複雜的地區，有汪偽、日本人、國民黨游擊隊、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青幫洪門、土匪，其實老百姓也是主角，是各式各樣、各行各業在亂世中求生存的人，但是在後來的「正史」與「官學」中被忽略掉。
台灣有名的作家，司馬中原，現已近九十歲，擅長寫抗戰中的野史，他的《狂風沙》即是寫蘇北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在一個二二八事件討論會上遇見他，我告訴他《狂風沙》寫得真好，尤其是裡面的地痞孫小敗壞描繪得活龍活現，司馬中原很高興我說得具體，他說：「孫小敗壞是真有這一個人，我小時候，他常來我們家打麻將呢！」我後來想，孫小敗壞會不會也認識我爺爺呢？當時的是非善惡不是能夠以現在的價值觀衡量的，我們甚至不能說誰一定是好人，誰一定是壞人，端看人當時的處境而言；尤其是在短暫的危急時刻中，一個人對誰好，就是好人，對誰壞，就是壞人。我認為這是人性的反映，脫離人性寫文學寫歷史都容易形成宣傳，時間一過即無價值。
過去長時間來，中國缺乏非常感動人心的文學和歷史作品，當然就缺乏民族及人類共鳴的電影，這是中國文以載道的傳統和近代政治教育結合的結果，要改善甚至於改變這個現象，是非常困難的。我們中國有文字的歷史自商朝起有三千七百年，稱頭的長篇小說只有《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幾部，而且內容脫離現實，史著也只有《史記》、《資治通鑑》、二十五史等幾部。西方人說我們傳統中國文學、哲學與歷史學的質量不高，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辯護。
與遠方歐、美、俄的文學、史學、戲劇、音樂比較不說，我們和近鄰日本的文學、史學、戲劇、音樂，差距也是很大的。我們習慣性地要求一致，在這樣的氛圍中，怎麼產生好的文學、藝術和歷史作品？而輿論一致，不只是共產黨的專利，國民黨的文化是如此，民主進步黨也不例外，我們在心理上難以承受自己人裡有人持不一樣的立場、不一樣看法、不一樣的行動，否則「叛徒」兩個字就非常渴望地馬上要烙燒在那個人的額頭上，除非反省改正，要他或她不得立足，這事以後還要成為這個人的一個「歷史疑點」。這種事，在西方國家根本是匪夷所思的事，簡直和中東的激烈回教徒沒有兩樣。
我在美國的親人、同學、朋友，三十多年來，多數是藍的越藍，綠的越綠，因為缺乏交流，而保持了早年的觀念與習性，如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加拉巴哥群島（Galapagos Islands）上發現孤立的動物進化慢、同質性高。華人在外國（包括兩岸交流）多數難以融入當地國家社會，這和華人的單一封閉性回憶制約了華人的認同意識與妨礙族群融合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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