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未來

2008年下半年開始爆發的經濟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讓數百萬美國人及全球民眾失去了自己的家園以及工作。更多人則擔心自己會步上後塵。至於那些努力為自己積攢了退休金或孩子教育基金的人，更只能眼見自己半生心血大幅縮水，所剩無幾。從美國燃起的金融危機快速蔓延全球，數以千萬計的人痛失工作（單單中國就有兩千萬人丟了飯碗）、成為貧窮人口。

但事情不應該這樣發生，對自由市場及全球化理論深信不疑的現代經濟學，不是保證會為全體人類帶來繁榮嗎？全球擁抱的「新經濟」（New Economy），也就是二十世紀後期的各種經濟創新，包括自由化及財務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不也應該大大強化風險管理，終結所謂的景氣循環（business cycle）嗎？「新經濟」與現代經濟學的聯手出擊即使無法完全消弭經濟動盪，起碼應該可以使景氣波動緩和許多—至少我們聽到的是如此。

誠然，這次經濟大衰退是自七十五年前的「經濟大蕭條」（theGreat Depression）以來，最慘烈的一次經濟崩跌，讓「新經濟」的幻夢完全破滅，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許多長久以來被奉為圭臬的想法。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自由市場學說主導了一切：完全自由的市場就是最有效率的市場，即使自由市場出錯，它也能夠快速自我修正；小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管制只會妨礙創新；各國央行應全然獨立，而且只專注於監控通貨膨脹。今天，就連這套理論的宗師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在過去那段期間內主持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rdeal Reserve Board〕）也不得不承認，這理論顯有瑕疵。但他的告白對那些深受其害的人來說，顯然來得太晚了。

本書要討論的是經濟理論之間的戰爭，包括某些理論如何導引出失敗的政策、引發一場經濟危機，以及我們從中所學到的教訓。每個危機都有結束的一天，但沒有一個危機—尤其是後果這麼嚴重的危機—可以船過水無痕、不留下一些痕跡。經濟學家對於哪一種經濟制度最可能為人類帶來最大福祉，一直有許多激烈的論辯。2008年為人類留下的重要足跡，必然包括對這些論辯的重新檢視。或許，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孰優孰劣的論辯已然結束，但市場經濟本身的理論卻也非常多元，它們之間的競爭正方興未艾。

我相信，市場機制是任何成功經濟體的核心，但光是市場機制並不足以成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確實是英國經濟學泰斗凱因斯的信徒，他的影響力主導了整個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政府在經濟發展中還是有其角色要扮演，而非只是在市場失靈時才出手解救，或只是負責進行某些市場管制以防範我們剛剛經歷過的這種失控狀況。任何經濟發展都需要在市場與政府角色間找到平衡，而許多非市場、非政府的機制也同樣不可或缺。過去二十五年，美國就是失去了應有的平衡，而且還將這種失衡的思維全力傾銷到世界各國。

本書會為大家說明，一些錯誤的思維如何逐步導引出這次的危機、讓政府及民間決策者對不斷惡化的問題視而不見，讓他們在收拾善後時進退失據、荒腔走板。這次危機會持續多久將取決於我們現在將採取什麼樣的對策。確實，許多錯誤的政策已經使這次的經濟崩跌比原來應有的時間更長、情況更惡劣。但是，危機處理只是第一個關卡，我更關心的是，危機過後的世界會是個什麼樣的面貌。我們不會、也不能重新走回從前那個世界。

這次危機產生之前，美國及全世界正面對著許多嚴峻的問題，其中包括如何適應地球氣候的變遷。全球化的速度推動世界各國的經濟結構快速變化、逼使許多經濟體不斷膨脹自己適應的能量。經濟危機之後，這些挑戰仍將存在，而且只會愈來愈嚴峻。不幸的是，我們可以用來應付這些問題的資源卻已因經濟危機的發生而大幅萎縮。

我希望，這次危機不僅可以在政策層面帶來一些改變，而且還可以改變大家的基本思維。如果我們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而非僅是政治上或社會面的權宜之計），我們不但可以大幅降低發生另一次危機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催生出更多真正有助改善全體人類生活的創新。但若我們做出了錯誤的決定，我們會面對一個更為分裂的社會、一個更容易產生危機，且更無力面對二十一世紀挑戰的全球經濟。本書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大家更深刻瞭解危機過後必將出現的全球新秩序，以及我們今天的作為將如何決定這個新秩序的樣貌—是福是禍，就看今朝。

或許大家會以為，經歷了2008年的危機，市場經濟的「基本教義」（所謂完全自由的市場足以確保經濟繁榮成長）應該就此銷聲匿跡。或許也有人認為，從此以後（或至少在這次危機的記憶尚未完全消逝之前），再也沒有人會宣稱市場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或市場參與者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不會影響自由市場一切平順運作。

那些得利於自由市場基本教義的人自有一套說法。有人說我們的經濟只是出了點「意外」，這原本就在所難免，沒有人會因為一次小擦撞而放棄開車。抱持這種看法的人巴不得我們盡快重返2008年之前的世界。他們說，銀行家沒有做錯任何事。為受難的銀行提供所需的金援、「變通」一下相關規範、好好給金融監理單位上點課，要他們不可再讓騙徒如馬多夫（Bernie Madoff，美國前那斯達克主席，以老鼠會手法違法吸金並虧空投資人高達500億美元）得逞，同時在商學院裡多開幾堂商業倫理課程，事情就會回歸正軌了。

本書希望強調，我們的問題有其深層肇因，絕不像某些人說得那麼簡單。過去二十五年來，政府已經多次出手拯救這套被認為應該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金融體制。但因為它有幸殘存了下來，大家竟誤以為它真的是個具有獨立運作能力的機制。事實上，危機發生之前，這套經濟制度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根本沒有發生應有的效益。有些人確實在這套制度中獲益，但一般的美國人卻絕沒那麼幸運。

經濟學家審視經濟危機的方式，和醫生以病理學來檢查疾病沒有兩樣：我們都是藉著看到事情出錯時會出現什麼狀況，來瞭解事情正常運作時應有的樣貌。當我檢視2008年的經濟危機時，我覺得自己握有一種特別的優勢。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其實是一個「危機老手」，或可稱為「危機病理學家」（crisologist）。事實上，2008年的經濟危機並不是近年來第一次的重大危機。開發中國家經濟危機的發生頻率一直讓有識之士膽戰心驚。有人統計，1970年到2007年之間，全球就發生過一百二十四次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1997 ~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 （East Asian crisis）發生之時，我正擔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首席經濟學家。我看到一個在泰國引燃的危機，一路延燒到東亞各國，然後再蔓延到拉丁美洲及俄羅斯。那是一個傳染病的經典範例—全球經濟的一小部分發生了狀況，立即蔓延到其他地區。一次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影響往往要花好幾年才能充分顯現。以阿根廷為例，阿根廷的經濟危機其實始於1995年墨西哥經濟危機的餘波，後來又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及1998年巴西經濟危機的牽連而惡化，然而，阿根廷的經濟要到2001年底才真正全面崩盤。

經濟學家或許會對經濟大蕭條之後七十年內經濟理論的進步而深感驕傲，但這並不表示大家對於如何處理危機已經有了一致的想法。1997年，當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提出了類似經濟大蕭條時期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所採取的錯誤政策來因應亞洲金融風暴時，我就已感到心驚膽戰，因為我知道那些對策必然一敗塗地。

2007年，眼見整個世界顯然又將落入另一個危機之際，我的腦海浮現了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因為當時我放眼所見，與十年前的情況竟是如此之雷同。僅以其中一項為例：危機出現伊始，大家矢口否認出了問題。十年前，美國財政部和IMF也是完全不願承認亞洲出現了經濟衰退的警訊。當主管東亞地區的世界銀行副總裁塞維里諾（Jean-Michel Severino）使用「經濟衰退」（Recession）和「經濟蕭條」（Depression）這兩個字眼來形容當時的情況，時任美國財政部次長的桑默斯（Larry Summers，也就是目前歐巴馬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竟然暴跳如雷。但是，一個經濟崩跌竟讓印尼最大島爪哇的失業率一口氣飆升到40%，哪個形容詞會比蕭條衰退更貼近事實？同樣的，2008年時布希政府一開始也極力否認美國經濟出現任何嚴重問題。總統認為，我們只是一口氣蓋了太多房子罷了。危機發生的前幾個月，財政部和聯準會簡直像酒後駕車般不停轉換車道，他們會出手解救某些銀行，但卻任由其他銀行烈焰焚身，決策背後的邏輯讓人完全摸不透。布希政府官員說，他們只是務實面對問題，但公平來說，他們當時確實身處一片未知的海域。

2007到2008年初這段期間，衰退的烏雲逐漸籠罩美國經濟，許多經濟學家常被問到，美國經濟是否真的可能轉為蕭條，甚至深陷衰退之中。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直覺式地一口咬定：不可能！對許多專家而言，經濟學理論及工具的長足進步（包括如何管理一個全球化的經濟），讓他們根本難以想像發生災難的可能性。然而，十年前，當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我們真的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錯誤的經濟理論當然會導引出錯誤的經濟政策，但那些理論的倡議者顯然對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但他們錯了。錯誤的政策不但引發了十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而且還延長了那次的危機、加深其嚴重性，為全世界留下了一些體質虛弱的經濟體及可比山高的債務。

十年前的經濟風暴也可算是全球政治失誤的一部分。那次金融風暴嚴重衝擊了許多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有時被稱為全球經濟的「邊陲」。那些掌管全球經濟制度的人顯然並不特別關心應如何保護這些受害國家人民的生計，他們真正關心的反而是那些拚命借錢給亞洲各國的西方銀行。今天，當美國和全世界都掙扎著要重振經濟時，同樣的政策及施政謬誤又再度出現。

自由落體
當世界經濟在2008年宛如自由落體直直下墜時，我們對許多理論的信心也隨之破滅，而我們長久以來對許多經濟理論、對美國、對某些「英雄們」的看法也如自由落體般灰飛煙滅。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時代雜誌在1999年2月15日以當時的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此二人一直被公認是1990年代經濟大繁榮的主要推手）以及他們的後繼者桑默斯為封面。三人被封為「拯救世界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Save the World），而在一般人心中，他們也彷彿真的宛如超級救世主。2000年，專門從事調查報導的暢銷書作家伍德華（Bob Woodward，揭發水門案的前華盛頓郵報記者）更及時出了一本葛林斯班的偉人傳記，名曰「大師」。

由於第一手觀察過他們處理亞洲金融風暴，我對他們的評價顯然不如時代雜誌或伍德華。對我而言（以及對大多數的亞洲人而言），IMF及美國財政部在「拯救世界委員會」的極力敦促下，強加於亞洲各國的政策其實有如火上加油，反而加深了危機的嚴重程度。那些政策暴露出，他們不瞭解現代總體經濟學的基本原則—面對經濟衰退時，真正應該採取的對策是擴張貨幣及政府財政。

那些長期為人所景仰的大師們如今已然失去了這個社會的信任與尊敬。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求教於華爾街（不僅是像魯賓或葛林斯班這類的「神人」，而是整體金融界），希望他們能夠教導我們如何運作這個極為龐雜的經濟體系。現在，我們又該請誰來為我們指點迷津呢？整體而言，經濟學家並沒有派上什麼用場。許多經濟學家只是在政治人物全力挺進自由化之路時，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專業知識作為盔甲而已。

不幸的是，大家的注意力往往從理念的辯論轉而集中到某些個人身上，也就是那些搞出了危機的壞蛋以及拯救了大家的英雄。許多人紛紛著書立說（事實上，坊間已出現不少這類論述），把矛頭指頭指向這個決策者或那個金融界的主管，認為就是這些人把我們推向了眼前這個危機。本書的目標卻非如此。本書將指出，基本上，所有重要的政策，例如和自由化相關的諸多做法，其實都是政治或經濟「勢力」（例如：利益、理念、意識型態等）造成的後果，它遠超過某些個人的影響力。

雷根總統於1987年任命葛林斯班為聯準會主席時，他只是想找一個真正相信自由化的人。在此之前的聯準會主席伏爾克（Paul Volcker）因為成功地將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從1979年的11.3%大幅降至1987年的3.6%而備受讚譽。通常，這樣的成就應該足以讓他輕鬆獲得連任。伏爾克深知政府角色的重要性，但雷根要的卻是一個能夠全力撤除政府管制的人。就算不是葛林斯班，能夠揮舞自由化大旗的人仍所在多有。所以，問題不是出在葛林斯班這個人，而是悄悄崛起的自由化浪潮。

雖然本書主要希望討論的是經濟學的理念以及這些理念如何影響了政策，但是要看清這次危機與這些理念之間的關連性，我們還是必須仔細拆解這段期間內所發生的事情。這本書不是要找出「誰幹的好事」，但這整個故事中有許多重要元素，卻與一部精彩的推理小說頗為類似：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怎麼會成為一個自由落體的？究竟是哪些政策和事件引發了2008年的經濟大崩盤？如果我們無法對這些問題的答案產生共識，我們對如何解決問題也不會有共識—不論是如何擺脫這次危機，或如何避免下一次風暴的產生。要分別出金融業的不良行徑、主管機關的失職，或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之間，責任究竟孰重孰輕，確實並不容易，但我將清楚說明為什麼我會把主要的帳算在金融市場及金融機構的頭上。

要找出問題的根源就好像倒剝洋蔥一樣困難，因為每一個解釋又會導出更多、更深層的問題。例如，違反常理的獎勵制度或許變相鼓勵了金融界短視、不顧風險的行徑，然而，為什麼他們會訂出這些明顯不合理的獎勵制度呢？答案或許也很明顯：問題出在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也就是企業決定薪資與獎勵的方式。但是，為什麼市場沒能管好不當的公司治理及顯有不當的獎勵制度呢？物競天擇不是應該會篩選出最好的制度嗎？成功的企業不是應該擁有最能鼓勵長期表現的獎勵制度嗎？不幸的是，這個理論也在這次危機中受創頗深。當我們深入思考這次危機背後所反映的問題時，我們可以清楚看出，這些問題其實在其他領域中也都非常普遍。同樣讓人驚駭的是，當我們剝開問題的表象、不只把眼光放在那些闖禍的新金融商品、次級房貸，以及擔保債權的金融工具（collateralized debt instruments），我們會發現，這次危機與美國國內以及國際間過去所發生過的許多危機，竟是如此之神似。問題的本質是：我們製造了一個泡沫，泡沫破了，隨之而來的則是一場大災難。這個泡破是由不良銀行貸款所造成的，後面則是隨著泡沫而被大幅高估的擔保資產價值。創新金融商品使得銀行得以隱藏他們的不良貸款，讓它們從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消失，因而提升了銀行的有效槓桿比率（effective leverage），也使得泡沫愈撐愈大，而泡沫破裂後的災難也就益發的難以收拾。新型金融工具如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簡稱CDS）原本宣稱可以用來進行風險管理，但實際上卻是設計來欺騙金融主管機關的。這些金融工具極其複雜，因此反而增加了金融風險。我最大的質疑（也就是本書主要的討論重點）是，我們怎麼會讓這樣的危機「再度」發生，而且規模如此之大？

找到根本的原因並不容易，但我們能輕鬆排除某些膚淺的解釋。我說過，華爾街的人很希望相信他們個人都沒有犯下任何的錯誤，而且制度本身基本上也沒有問題。他們認為，自己只是不幸碰到了一場千年僅見的金融風暴，而他們自己也是受害者。但這次危機並非是恰巧發生在金融市場的一個不幸事件。它是一場人為的災難；它是華爾街自己惹出來的麻煩，而且還禍延全球。

對於那些不肯接受「恰巧發生了一場不幸事件」這種解釋的人，華爾街的支持者另有說法：都是政府逼我們做的，因為政府政策不斷鼓勵民眾購屋，而且要求銀行業借錢給窮人。或者，政府應該要出手制止我們的，因此，這根本是主管機關的錯。美國金融界想要推卸責任的企圖有其極端不合理之處，我將在往後的章節中說明為何他們的講法毫無說服力。

支持這套制度的人還有第三種辯解的說法，但幾年前發生安隆案和世界通訊（WorldCom）會計弊案時，他們早就用過相同的說辭。每一個制度裡都有爛蘋果，但不知為何，我們的「制度」（包括主管機關和投資人）就是學不會如何保護自己、免受爛蘋果之害。因此，在前幾年的安隆案董事長肯恩雷（Ken Lay）及世界通訊總裁艾伯斯（Bernie Ebbers）之外，我們又得再添上馬多夫及其他一幫子如今也遭起訴的人，例如史丹福（Allen Stanford，德州投資大亨）以及拉惹勒南（Raj Rajaratnam，知名避險基金負責人）等。然而，不管過去或現在，出問題的都不只是幾個人而已，那些一心護衛金融市場的人沒弄清楚，問題是出在他們這一整箱子全都是爛蘋果。

任何人看到美國金融體系中竟然一直存在著這麼多揮之不去、牽連範圍又廣的問題，大概都只得出一個結論：這些問題恐怕是制度性的。當然，華爾街的超高薪及完全向錢看的本質確實會讓他們吸引到比其他領域更多的道德可議之人，但金融界問題之嚴重及普遍，卻也足以顯示，這個制度一定有根本的問題。

問題解讀大不易
就政策面而言，判定一個政策是成功或失敗，甚至要比判別某些事應該歸功或歸咎於哪些人或事來得更為困難。到底怎樣才算成功？失敗的定義又是什麼？對美國及歐洲的觀察家而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紓困計畫顯然是成功的，因為美國和歐洲都因此而未受牽連，毫髮未傷。但是對那些眼見自己國家經濟崩盤、債台高築、個人美夢破滅、企業也紛紛倒閉的亞洲人而言，紓困計畫簡直是徹底的失敗。對批評者而言，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財政部的政策只是讓事情變得更糟。但支持者卻堅稱，這些政策成功地避免了一場大災難，兩派說法之間有不小的摩擦。但我想問的是，如果當時真的採取了不同的政策，又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財政部到底是加劇、拖長了那次危機，還是減輕、縮短了災難的程度？對我而言，答案很清楚：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財政部當時推動的高利率及縮減支出的政策，和這次危機發生後美國及歐洲所採取的政策完全相反，因此確實使得問題更加惡化。亞洲各國的經濟最終還是恢復了元氣，但並不是受惠於那些政策，而是好不容易從中熬過來。

相同的，許多人因為看到在全球大力推展自由化的那段期間內，全球經濟確實蓬勃發展，因而認定完全自由的市場顯然可行、自由化可以促成經濟的高度成長，而且這樣的成長將能長久延續。但事實顯非如此。當時的經濟成長其實是建立在高度負債的基礎上，說得客氣一點，這樣的根基其實非常脆弱。許多西方銀行同樣必須一再仰賴紓困來脫離不良放貸的惡果，這種事絕不只發生在泰國、韓國、印尼，事實上，這樣例子在西方世界所在多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俄羅斯……，黑名單太長了。然而，每一次災難過後，地球繼續運轉、經濟制度也幾乎不見任何改變，許多人因而認定，自由市場自主運作得好得很。但是，其實是政府一再出手拯救市場，才讓市場免於在自己的錯誤之中沒頂。那些認定市場經濟毫無問題的人一再做出錯誤推論，直到一個大到無法漠視的危機就在自家客廳爆開來，長久存在的問題才忽然變得「明顯」了起來。

針對某些政策的影響力進行種種辯論，有助於解釋為何某些錯誤思維始終牢不可破。對我而言，2008年的「大衰退」根本是多年強力執行某些政策必然會帶來的後果。這些政策是由特殊利益團體（沒錯，就是金融業）刻意塑造出來的。但經濟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就複雜了。必須為這次危機負責的黑名單很長，但我要再加上經濟學界這個專業，因為過去二十年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已經指出，自由市場的理論極少適用，但經濟學仍然為那些特殊利益團體提供了自由市場能有效自主運作的論述。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由於這次危機的發生，經濟學（包括理論與政策）將和全球經濟同步經歷一場大變革。本書第九章會專門討論相關的變革。
　　我常被問到，經濟學怎麼會出這麼離譜的錯？其實，經濟學家當中一直有幾個「烏鴉嘴」事先早看到問題。過去九次經濟衰退中就有五次都被他們料中。還有一小群經濟學家，他們之前不但悲觀看待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為何會碰到這麼多無可避免的問題也有一套共同的看法。我們在經濟年會（例如每年冬天在瑞士達沃斯〔Davos〕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碰面時，都會分享對全球經濟的診斷，並且努力解釋為什麼我們覺得一定會發生的事，一直都沒有發生。

我們這些經濟學家擅長找出潛藏的趨勢，但對精準預測事情發生的時點這件事上卻並不怎麼在行。2007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中，我的處境十分尷尬。在前一年的年會中我曾預測，重大的問題已迫在眼前。然而，全球經濟卻依然以空前的7%年成長率快速衝刺，甚至還為非洲及拉丁美洲帶來了一線曙光。我當時對全場聽眾解釋，這種情況只有兩種可能—要不是我的基本理論有問題，就是當危機真的來臨時，它的衝擊將比原來預期的更大、時間也更長。我當然相信第二種可能性才是對的。

全球目前所碰到的這場危機清楚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最根本的缺陷（就二十世紀後期在美國出現美式資本主義〔American-style capitalism〕來說是如此）。它不是少數幾個人出了一些特別的問題，也不是修改幾個小缺點或微調某些政策就可以解決的。

由於美國人一心想要相信自己的經濟制度，因此一直看不到這些根本的缺陷。「我們的團隊」表現得顯然比「邪惡敵人」（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好得太多。我們的優秀制度讓我們能夠一路踐踏敵人的弱點並乘勝追擊。我們為自己的團隊在各種競爭中表現優異而大聲喝采：美國比歐洲強、也比日本強。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因歐盟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而以「舊歐洲」來貶抑歐盟時，他腦海中的圖像是僵化的歐洲社會主義制度與充滿活力的美國對抗。1980年代的日本曾讓我們產生自我懷疑。我們的制度真的優於「日本有限公司」（Japan, Inc.）？這種焦慮感正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讓許多美國人暗自竊喜的原因。畢竟，亞洲國家多多少少都效法了日本的經濟制度及發展模式。

數字也強化了自我催眠。我們的經濟成長比所有國家都快—當然，除了中國以外。但我們也看出中國金融體制問題多多，因此，中國經濟崩盤只是遲早的問題。起碼我們當時是這麼想的。

我們因誤讀數字而做出錯誤的判斷（尤其是那些出自華爾街的烏龍判斷）也不是第一次了。1990年代，阿根廷被標舉為拉丁美洲的經濟奇蹟，也被視為市場經濟基本教義派在南半球的重大勝利。數年之久，阿根廷的成長數字看來簡直令人激賞。但就和美國一樣，阿根廷的經濟成長是建立在舉債來支持自己的高消費率，但這樣的高消費不可能長久。終於，2001年12月，阿根廷的債務完全失控，經濟也一夕崩解。

即使現在，許多人仍執意否認美國的市場經濟正面臨著嚴重的問題。他們認為，一旦熬過了這段陣痛期，美國經濟必將重見強勁的成長。但深入探究美國經濟的本質，我們發現了許多深層的問題：在美國，即使是中產階級也已經歷了整整十年的薪資停滯，社會不平等現象愈來愈明顯，數字顯示，一個出身貧窮的美國人要在社會上出人頭地，成功機率竟然比在「舊歐洲」還要來得低，而美國教育所展現的成果，也頂多只能說是表現平平。整體來看，除了金融業以外，許多美國產業都身陷危機，包括醫療健保、能源，以及製造業。

但問題並不只限於美國境內。危機發生前就已存在的全球貿易失衡現象將不會自動消失。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中，我們不可能關起門來解決美國的問題，而不去瞭解這些問題更廣泛而複雜的影響層面。「全球性」的需求將決定全球的經濟成長。除非全球經濟健全成長，美國要重見強勁復甦（而非落入和日本一樣的長期衰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一部分的國家繼續維持生產大於消費的情況，而另一部分國家（那些應為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而加強儲蓄的國家）卻持續過著消費大於生產的生活，要擁有一個強勁的全球經濟無異緣木求魚。

我著手撰寫本書時，美國社會正浮現一股希望：新任總統歐巴馬或能扭轉布希政府的錯誤政策，眼前的經濟復甦可以立刻推動，我們將開始面對長期的問題與挑戰。美國的財政赤字短期內會稍微提升，但這些錢會被花在對的地方：協助美國的家庭保住自己的房子、投資於提升美國長期生產力及環境保護領域；還有，為了順利回收政府為拯救銀行所投入的紓困資金，新政府會要求金融界改善營運，補償社會承擔的風險。

寫這本書的過程其實極為痛苦，因為我的期待只有部分實現。當然，我們及時停止經濟的崩跌絕對值得慶幸，因為2008年秋天，許多人真的覺得美國已經到了災難的邊緣。然而，新政府某些撒錢式的銀行紓困行動，和布希時代同樣糟糕，對房屋所有人的協助也遠不如我原先的期望。危機後出現的金融制度，競爭力也不如預期，而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則是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原本可以用來重整經濟、催生出強健企業的資金，白白送去挽救那些老朽失靈的公司。

歐巴馬確實有一些經濟政策朝向正確道路，但我們不能只對布希的錯誤政策提出嚴厲批評，而他的繼任者繼續推行這些錯誤政策時我們卻噤聲不語、不置一詞。

寫這本書之所以困難，還有另一個原因。我對銀行、銀行家，以及其他金融市場裡的人多所批評（許多人甚至稱之為誹謗）。但我有許多好朋友在金融界服務。他們都非常聰明努力，也極有心回饋這個造就他們的社會。他們不但為許多事情慷慨解囊，也全心為自己相信的目標打拚。他們絕不會在我所描繪的荒謬景象中看到自己的身影。

確實，許多身處這個行業中的人也覺得自己和其他人一樣，都這次危機的受害者；許多人一生的心血也都在這次災難中付諸東流。這個行業中當然也有許多殫精竭慮、努力為我們預估經濟走勢的經濟學家、一心希望提升美國企業效能的併購專家，還有竭力運用最新技術，希望精準預估獲利率、確保投資人獲得最高報酬的分析師，這些人並沒有參與那些讓金融業惡名昭彰的不當運作。

在我們這個極度複雜的現代社會裡，「出狀況」似乎真的難以避免。有很多問題並非單一的個人所造成的。然而，這次危機確實是金融界許多人的行為、決策及論調所帶來的結果。這個一敗塗地的制度並非憑空出現，是被創造出來的。沒錯，這個制度會以今天的面貌出現，是許多人非常努力（同時也不惜砸錢）所形塑而成的。那些在創造及管理這個制度上參了一腳的人（包括那些因此而獲益豐厚的人），都必須為這次的危機負起責任。

如果我們能夠真正瞭解造成2008年這場危機的原因，以及為什麼初期的政策反應會失敗得如此之徹底，我們就可能讓未來發生危機的可能性降低、縮短危機的時間、大幅減少無辜受害的人數。我們甚至可能會為一個建立在堅實基礎上的強勁成長（而非近年來那種建立在高負債的基礎上、海市蜃樓式的成長）鋪路，並確保大多數的國民都能共享經濟成長所結出的果實。人的記憶十分短暫。三十年後新一代出現，他們深信自己不會重蹈前人的覆轍。但人類的機巧只會推陳出新，不論我們設計出多麼縝密的制度，一定有人想出破解方法來規避那些用來保護我們的規範與準則。世界也會改變，我們今天設計出來的規範必將無法完全捍衛二十一世紀中期以後的經濟。經濟大蕭條之後，我們確實創造出一套管理架構，成功守護全球經濟長達半世紀，並為人類帶來了繁榮與安定。我寫作本書的目的，就是非常卑微的希望，我們能夠重新複製一次這樣的成功經驗。

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1943年生，1967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及牛津大學，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因「資訊不對稱市場」的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曾任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與資深副總裁。著有《失控的未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狂飆的十年》、《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