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轉全球化危機：史迪格里茲報告 / The Stiglitz Report

扭轉全球化危機：史迪格里茲報告

The Stiglitz Repor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

全球危機，全球行動
從一開始就可以明顯看出，美國二○○七年開始的危機很快就會蔓延成全球危機。二○○七年八月發生的初期震盪，連幾千里外的印尼都感受深刻。我們也可以明顯看到，這項危機需要全球集體因應，但國際經濟與金融機構卻無法完全勝任。事實上，有些機構當初推動自由化及金融與資本市場的法規鬆綁，正是導致危機發生並迅速蔓延全球的原因。市場基本教義派主張，自由市場可促成效率與穩定的結果，然而這次危機卻暴露了此一概念的嚴重缺陷。同樣地，這次危機也顯示「市場會自動調節」的概念是一種矛盾說辭，但一些國際經濟機構依舊把這些想法奉為圭臬。

這當然不是全球經濟第一次面臨危機。十年前，東亞也發生過一次金融危機，後來很快蔓延成全球危機。那之後，出現許多國際金融新架構的討論，但鮮少落實。當時成立了一個名叫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的機構，以確保類似危機不再發生，但該論壇沿用同樣有缺陷的經濟模式和理念，所以未能防範此次更嚴重的危機，這一點並不令人意外。

我們再次明顯看出，經濟全球化超越了政治全球化：世界變得更相互依存，一國有事可能對他國產生深遠影響。全球化意味著我們愈來愈需要全球集體行動，各國同心協力，確保單一國家的行動不會危及其他國家，世界應該早該在危機之前就做到這點。

呼籲一致行動
既然危機已發生，我們需要一致行動來解決問題。本書第二章強調，一國的振興經濟方案會因為進口增加而讓他國跟著受惠。強大的刺激方案有很大的外部性，但這也是極大的誘因，促成各國「仰仗他國努力，自己坐享其成」，甚至更糟的是可能出現「以鄰為壑」政策，為了刺激本國經濟而犧牲他國利益，一九二○年代末期到一九三○年代初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就是如此。避免這種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世界各國合作，提出大型的全球刺激方案。

另外，世界各國也應該一起幫助開發中國家，這不僅是出於人道關懷，也是出於自利，因為當世上還有部分國家陷入景氣低迷時，全球經濟很難維持復甦。而就算是失衡的復甦的確出現，那也會使全球經濟失衡更加惡化，這在危機發生的前幾年就已威脅到全球的穩定發展。

此外，幫助開發中國家也是基於一種道義上的罪惡感，因為美國經濟管理不當，開發中國家是無辜的受害者。

美國與其他先進國家還有第二種道義上的罪惡感：他們向毫無警覺的開發中國家強迫推銷欠缺防護措施的自由化政策。這些政策讓開發中國家面臨巨大的風險，而他們並沒有資源因應後果。已開發國家斥資數千億美元協助本國民眾因應與穩定經濟，但開發中國家無法跟進效尤。

這點不單是已開發國家政府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錯。更廣義地說，金融市場慫恿開發中國家接受以全球化與法規鬆綁為主要訴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這些政策對銀行業相當有利，卻對開發中國家造成巨大衝擊。上次危機發生之前，資金大量湧進東亞國家，先進國家的銀行因此大幅獲利，卻無需承擔他們犯錯的成本，因為紓困方案最後是由東亞國家的納稅人買單，以便連本帶利地償還來拯救這些銀行的國際貨幣基金（IMF）與其他單位。後來這些銀行又從紓困方案中獲利，以跳樓大拍賣的方式出售IMF當初要求他們承接以作為紓困條件的東亞公司。

同樣地，這次危機中，銀行又再次獲救，這次換成美國與歐洲納稅人買單。

如果我們希望幾年內不再發生類似危機，國際社會就應該採用一套新的監管標準。過去的標準顯然已失效，自由化以來世界歷經了多次危機衝擊，這次可說是歷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過去三十年出現過上百次危機，相較之下，更早之前的五十年從未出現危機，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那五十年間，世界似乎記取了經濟大蕭條的教訓，落實嚴格的規範。除非我們採取行動，否則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不久的將來還會再出現更多的危機。

誰帶頭做起？全球治理的缺點
顯然我們需要更廣泛的國際集體行動，但是誰能帶頭做起？美國做不到，因為他們的總體經濟是以一套瑕疵的想法為基礎，已經導致全球亂象，而且布希總統又堅持獨斷獨行，破壞多邊主義。另外，這是全球危機，所以七大工業國或八大工業國之類的小團體也無法勝任這樣的任務。此外，資金的需求也很明顯，如今握有最多準備金的國家位於亞洲和中東，這些國家並未加入國際團體。

IMF曾拯救過全球金融體系，但是這次它也不太適合擔負起這項任務。畢竟，它並未預期到危機的到來，也沒克盡防範危機的職責。再者，誠如前述，它也是向開發中國家推動有害政策的元凶。開發中國家的潛在借款人看到以前向IMF尋求協助者所獲得的待遇後，也不願向IMF求助。IMF沒有足夠的資金，中東與亞洲握有資金的國家則是對IMF充滿疑慮，畢竟IMF是由這次危機的肇始者美國與其他先進國家所主導（美國仍是IMF唯一有否決權的國家，IMF的主席向來是由歐洲決定）。

於是，有兩個機構填補了這個空缺。二十國集團（G-20）的財政部長從十年前的東亞危機開始，就定期開會討論。如今，在歐洲領導者的倡議下，G-20提升到領導層級，但全球有一百九十二個國家，這表示外界並未聽到其他一百七十二個國家的聲音。此外，儘管G-20代表全球七五％的GDP，但它欠缺代表性和政治上的正當性。有些國家加入這個組織的理由可以理解，有些國家加入的理由不甚清楚，有些國家沒加入的理由令人不解。開發中國家和小國特別委屈，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只有南非參與其中，而南非幾乎無法為其他迥異的非洲國家代言。

委員會的設立
聯合國是唯一具有正當性，可齊聚世界各國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大會主席明白聯合國採取行動的重要性，為這次危機召開了一場高峰會，探討危機對開發中國家的衝擊。他擔心這些國家關切的議題遭到漠視，所以找我擔任專家委員會主席，為危機提出一份獨立報告，同時幫高峰會設定議程。

成立專家小組有一些明顯的優點，它可以直接分析危機的起因，在歸咎責任方面不需要過於圓滑；在思考解決方案時可以破舊立新，推動可能阻礙特殊利益團體而無法獲得各國一致響應的辦法。這些想法可能無法馬上轉變成政策，但可為未來確立方向。

從一開始，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出，這個委員會可以和G-20的運作互相補強。我們並未把G-20當成對手，而是把他們當成相輔相成的伙伴。最終而言，決策必須透過政治流程確立，不過專家小組可以協助塑造這些流程。

聯合國大會主席是在二○○八年十月設立這個委員會。

審議過程
委員會是在二○○九年一月初召開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中，大家協定了委員會的工作計畫，設立四個工作小組，在這份報告中是以四大章節說明。顯然這次危機不僅是金融危機，也是經濟危機。金融業的資金配置錯誤，導致社會財富大量虧損。不過，真正的產出損失是發生在美國房市泡沫之後，是在世界各國實際產出不如預期時才發生。泡沫破裂後的管理是未來的一大挑戰，所以第一個工作小組把焦點放在總體經濟上，由菲圖西擔任組長。缺乏規範是導致危機出現及迅速擴散的主因，所以第二個工作小組是由波紹德領導。國際機構必須在解決危機上扮演要角，但是他們需要大幅改革才能發揮效用，第三個工作小組負責了解這方面的需求，由周墨擔任組長。委員會成員認為「跳脫框架思考」，討論一些比較根本的改革很重要（亦即不見得能馬上完成、但是對長期成長有必要的改革），所以第四個工作小組是把焦點放在追求長期成長的方法上，由歐堪波領導。

二○○九年一月在紐約開完會後，工作小組和委員會後續又在吉隆坡（二月）、紐約（二月）、柏林（三月）、日內瓦（三月）、海牙（五月）開了幾次會議。三月我們在紐約發表初步的研究結果，六月高峰會議時，我們又在紐約聚首。

委員會的討論相當熱絡充實，氣氛融洽，最後我們幾乎每項議題都達成了難得的共識。有些情況下，我們一致認同一套原則和目標，只對達成目標的最佳方法有一些歧見。我們希望這份報告可以作為討論一些重要議題的起點，所以我們覺得列出各種可行方案和論點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