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每一代人都會有他們自己的主題曲，來描述從年少無知到成熟面對現實的蛻變旅程，它可能是尼爾·楊(Neil Young)的《老男人》(Old Man)，“涅槃”(Nirvana)的《少年心氣》(Smells Like Teen Spirit)，最近可能就是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歌《22》。
“今夜是忘記期限的一夜(Tonight’s the night when we forget about the deadlines)，”這首歌的歌詞寫道，“這是那樣的夜晚，我們將不會入眠(It feels like one of those nights, we won’t be sleeping)。”
那些不像斯威夫特那麼富足的同輩人，就不會像這位創作歌手（現在她23歲，算是稍稍長大了一點）一樣如此輕易地將限期拋諸腦後了。徹夜不眠倒是更有可能，但那不是因為他們在泡夜店，而是在工作。
“如果不在辦公室，我會一直盯着自己的黑莓手機，”在紐約工作的28歲圖書公關凱茜·麥克因泰爾(Casey McIntyre)說，“我從不覺得我會處在完全的下班時間。”
麥克因泰爾只不過是又一個20多歲的人——自古以來這一群人就是可供剝削的廉價勞動力——她正開始懂得，在創意行業，長時間工作和低薪酬總是結伴而行。經濟衰退使得入門級的職位相當不好做，數以百計的求職者去競爭那些無薪的實習機會，在當中他們要iPhone在手隨時待命，任何時間都需要代表他們的公司並且為公司發推特。
“我們需要招一個22-22-22的人，”有人聽到一位新媒體經理最近這麼說，他的意思是找要一個22歲的人，願意一天工作22小時，年薪2.2萬美元。或許中間的那個數字誇張了，但前後兩個肯定不誇張。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的一份報告，35歲以下持有房產的人，資產凈值的中位數從1984年到2009年下跌了68%，只有3,662美元。你不要以為那僅僅是經濟下滑帶來的副作用，因為在65歲以上的人群中，這個數字上升了42%，達到170,494美元（大部分是因為房產升值帶來的增益）。於是，在2011年，25歲至34歲的人當中，與父母同住的人比四年前多了120萬。
年輕人也在算着時間過日子。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數據，在2011年，20至24歲的全職工作者的每周工作時間只比25歲以上者少2.1小時。對於一個表面上看來自由自在的人生階段來說，這個業餘時間的差距並不大。或者，用電視劇《都市女孩》(Girls)中莉娜·杜漢姆(Lena Dunham)飾演的那個心懷大志的作家的話來說，“我正忙着成就自己。”
伊利諾州香檳市(Champaign, Ill)的一家前衛出版公司道爾基檔案出版社(Dalkey Archive Press)最近發佈的一個關於其倫敦辦事處招無薪實習生的帖子，充分體現了對於年輕工作者不可理喻的苛求。可以執行“立即開除”這一條款的理由，就包括了“未經事先允許的遲到或早退”，“在夜間或周末無法工作”以及“未能及時回複電子郵件”等。而NBC環球公司(NBC Universal)的電視節目《史蒂夫·威克斯脫口秀》(The Steve Wilkos Show)最近在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上發出廣告，招聘願意“每周工作65小時以上”的兼職製片預約助理（後來這一廣告被鏈接到了jimromenesko.com網站，在招來猛烈批評之後這一條款被刪除）。
“傳統入門級職位的概念正在消失，”《實習國：如何在兇險的新經濟下學得少且掙不到》(Intern Nation: 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一書29歲的作者羅斯·佩爾林(Ross Perlin)說，取而代之的是實習職位，“但也有一些培訓項目，和一些模糊的職位頭銜，聽起來很厲害，但只給補貼，也就是說你一年下來只到手1.5萬美元。”
曾經最多是一種短期任務的實習，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得不跨過的門檻，過程經常會持續好幾年。
“尤其是在一些比較‘搖滾’的行業——電影、電視、出版以及媒體等——各家公司會一直挑戰底線，看他們能以多低的津貼或薪水從年輕人身上榨取多少東西，”佩爾林說，“而人們對這些工作的渴望也足以讓他們逆來順受。”
這也是27歲的凱瑟琳·邁耶斯(Katherine Myers)在2008年畢業之後發現自己面臨的狀況。經過多個月的找尋，她得到了紐約一家有線電視台的一個發展協調員職位。
“我願意為此承受一切，”她說，“我從來不吃午飯，我來得早，並且工作到很晚。”
不過，她的經歷還是比她兩個先後為一位著名電影製片人工作的朋友要愉快一些。
“去年，我們為其中一個搞了一場驚喜生日派對，而他卻不得不錯過，因為他老闆打電話來叫他去一場放映會，”她說，“我們有一年沒見到他了。他早上5點起床，直到凌晨1點還在工作，然後在工作的地方睡着。”
另一個朋友在四個月之後離開，改去法學院上學。
“我想她是覺得這完全沒道理，”邁耶斯說，“你必須要有一種你在為這個世界做一件好事的感覺，而在有些工作中，這是很難有的。如果你是個醫生或者律師，或者甚至做金融，你也能給自己說得過去。但如果你是在時尚界，那就像是：‘噢，哥啊，誰在乎呀？’”
不過，現在已經在“CollegeHumor”網站做到更高職位的邁耶斯決心要在她的行業做下去，25歲的凱茜·皮圖恩(Cathy Pitoun)也一樣。兩年前，在加州卡爾弗城(Culver City)一家剪輯電影預告片的公司做製片助理的皮圖恩，曾經每小時掙10美元，並且沒有福利（雖說是有加班費），而且周末還要輪換着工作。6個月之後，她升到了一個“稍有閃失就可能被炒”的職位，她說，並且工資提高到了每小時12美元加福利。她估算她一周至少工作60個小時。
“有些日子我要扛到凌晨4點，就是為了將一條廣告片發給一個日本客戶，然後四小時後又得趕回來，開始新一天的工作，”皮圖恩說，“還有些天，為了遷就對方的時差，我得早上五點就開始上班，和歐洲的演員一起做配音，然後我還得待到晚上9點。”
和邁耶斯一樣，她的付出得到了回報：她現在是一位首席執行官的助理，不過她也知道，在通往成為製片人的長遠目標道路上，“會要先受更多的苦，然後才會變好，”她說。
如果是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時代到來之前，皮圖恩的工作肯定不會那麼苛刻。如果她關掉手機幾個小時，她的收件箱就會擠滿郵件或者未接電話和未讀短訊。
“在待命的周末，我必須百分百地在任何時候都能讓人找得到我，”她說，“於是我通常都會利用那些周末在家裡做各種雜務，等着電話響。”
任務可能是小到去公司發一個電子郵件，也可能大到將一段15個小時的素材轉成數碼格式。
麥克因泰爾，那位圖書公關，估算她一天會收到300到400封電子郵件，並且盡量回復至少其中80%。她怎麼能調動起如此多的精力來不停地打字呢？更別說一天16個小時陪着圖書作者一起巡迴旅行了。
“我在出家門前喝咖啡，我出發的地鐵站有一家唐恩都樂(Dunkin’ Donuts)麵包店很方便，然後這一天中間我還會再喝一杯咖啡，”她說，“而且都是大杯的咖啡。”
讓事情變得複雜的是，人們尚未知道數字領域的工作應該如何量化，甚至是如何定義。電郵就別算了。
“發一條推特算勞力嗎？發一個臉書(Facebook)帖子算勞力嗎？”那位作者佩爾林問道。
諷刺的是，這些千禧一代，也正是經常肩負着深夜值班監管社交媒體或者電郵的人們，他們或許低估了這些工作的金錢價值。佩爾林指出，他們在互聯網上免費消費文化的習慣，已經“轉移到了工作領域，於是他們更樂意接受實物交換或者實物報酬”,比如免費的午餐。而他們最重大的報酬還是建立“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而不是“金錢資本”(capital capital)。
在這些“搖滾”職業當中，尤其是在愛穿休閑商務裝的硅谷，很多公司也同樣“嘗試過推翻20世紀50年代那種由統一化管理帶來的噩夢”,佩爾林說，它們用桌上足球以及其他宿舍小玩意來取代隔間，由此誘使員工留得更晚，加強同事間的聯繫。
“但是，現在我們也有了更兇險的狀況，”他說，“人們幹得比過去要多得多，而且甘於全身心地投入。它是要試着讓你忘記辦公室和家之間的界線：誰是你的同事，誰又是你的朋友？”
那些所謂“直升機父母”的孩子們，從幼兒園開始日程就排得滿滿，他們或許會覺得為工作劃定界限是尤其困難的事。作為“被教育成用熱愛來面對工作”的一代，佩爾林說，“它將我們引領進了這些行業，其次，它鼓勵我們打破生活與工作的界限，進入傳統藝術家的工作模式。”
“要獲得工作，你不能說：‘我只是想要一份工作。’”他說，“你的心必須本來就投入其中，而且你必須身體力行，要你留多晚就留多晚，並且在晚上11點還會回電郵。”
24歲的露茜·斯奇勒(Lucy Schiller)在丹佛和舊金山的兩年多時間裡就是這樣身體力行的，然而一切都沒有結果。斯奇勒陷入了佩爾林所說的“連環實習生”群體。她在一家咖啡餐館每周工作四天，從凌晨4:45到下午3點，拿最低的薪水（並且她的經理會當著她的面拿走她一半的小費），與此同時，她在五家藝術和文化機構做過實習，通常都是無薪，同時還在搞一些業餘的項目。
這些都從來不賺錢；在一個網站上，“曾有過寫一篇文章掙3美元的機會，但卻沒能兌現，她說。她一周70個小時的工作大約讓她進帳500美元。
在她其中一份工作的最後一天，她那75歲的上司讓她去她家裡幫忙搬一些重物。在她家的車庫裡，這位上司打開了一道門，裡面發出了刺眼的光。
“那是一個大房間，裡面種滿了大麻，”斯奇勒說，“她要求我無償地連夜收割。她每一批掙3.5萬美元，那些錢直接進了她的退休金帳戶。”
而這位實習生第二天早上的報酬是：一塊早餐玉米煎餅。
在她其他的工作里，斯奇勒說，她幹得“極度賣力並且寫很多東西，而這某程度上是帶來了收穫，但事實是，這並不會馬上換來回報。”她父母一開始對她的前景感到興奮，後來隨着每一份新增的實習工作而變得越來越擔心，她害怕在這樣一個循環中，她會被看作是“軟弱無力或者做不來有償的工作”。1月份，她搬回了伊利諾州的厄巴納(Urbana, Ill)老家，為了省錢，也為了找工作——道爾基檔案出版社就在附近，但可以預料，她不會去那裡申請工作。
佩爾林指出，“一些研究表明，人們在他們20幾歲的階段會做8到9份工作，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好事，但他們並沒有看到當中的壓力以及個人為此付出的代價。”
邁耶斯的父母也一樣，“欣賞並且鼓勵我，”但她說，他們為她在娛樂圈的生涯“感到挫敗”。
“他們認為我沒有上軌道，”她說，“他們認為這沒有意義，如果你不能掙錢的話。”
“這是個合理的問題，”她接著說道，“我再過幾年就會滿30歲，而困難的是年紀輕輕卻感覺到，我在這一行業里的位置與其他做得好的人相比是差那麼的遠。每天早上起來，我都要想着，我會成為那些人中的一分子。但我剛好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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