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食品安全為何沒有底線？

紐約時報
黃延中 2012年08月21日

中國國家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在四月份詳細報道了16家公司的果脯生產過程。相比之下，一個世紀之前，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在《屠場》(The Jungle)一書中描述的大規模肉類加工方法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他們在四周布滿垃圾的池子里腌制腐爛的桃子，加入焦亞硫酸鈉使水果看上去新鮮，還在其中摻雜了對人體肝臟和腎臟有害的漂白劑和添加劑。包裝成袋的果脯被送往各大品牌商店，但這些包裝袋並不幹凈，之前都用來裝過動物飼料。

不斷增加的中國食品安全黑名單中又增添了一項——有毒果脯。黑名單中最有名的就是摻雜了三聚氰胺的嬰兒奶粉，還有添加違禁瘦肉精的肉類產品、鎘含量超標的大米、用墨水和石蠟製造的麵條、用熒光粉漂白過的蘑菇以及地溝油。2011年，《中國食品衛生雜誌》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估計，中國每年有超過9400萬人因食用攜帶病菌的食物而患病，每年大約有8500人因此喪生。

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凸顯了該國商業道德的瓦解，以及政府監管未能跟上市場經濟不斷擴張的步伐。而過度關注政府監管不力也說明，公民道德解體這個更嚴重的問題沒有得到重視。

隨着大眾的不滿愈加強烈，中國政府頒佈了《食品安全法》。該法於2009年6月起生效，禁止使用非法添加劑，並在廣義上為加強從“農田到餐桌”各個環節的監管提供了法律基礎。2010年三位副總理和十幾位部長級官員組成了一個國家委員會。今年，中央政府要求省級官員“加大對食品安全類犯罪的懲罰力度”。

但政策的執行卻受到效率低下和腐敗問題困擾。中國的機構能力並不發達，公民社會依然薄弱，所以監管目標的實現經常依靠行政命令。而《食品安全法》的頒佈，以及最近幾次行政重組，又使得中國的食品工業監管能力進一步分散。

衛生部現在負責協調食品安全問題，但是，其他三個政府部門則分別負責監督食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三個環節。這不僅使信息分享和部門協作更加複雜化，還為官員互相推卸責任創造了條件。

管理上的失敗凸顯了道德約束在管理商業活動中的重要性。但也正是因為道德的淪喪，才使食品安全問題在中國如此令人擔憂。

縱觀歷史，儒家思想和共產主義這兩種國家意識形態可以對商業活動構成約束。傳統的中國社會承認人對財富的渴望，但同時也提出警告，“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後來，毛澤東政權時代提倡為集體利益犧牲個人自身的利益，這也是人們行為的道德約束。

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儒家思想的破壞，以及後來的改革造成共產主義的名存實亡，導致中國出現了信仰真空。這個真空很快就被物質主義所填充。

在西方社會，雖然物質主義也很普遍，但宗教觀念、發達的監管機制，再加上法治，共同定義了西方的商業行為準則。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興的動力，幾乎純粹是對財富的追求。鄧小平曾經說過，“致富光榮。”

現在，對物質利益的一心追求正衝擊着中國的道德底線。去年10月，對將近2.3萬名成年人進行的一次全國性的網絡調查顯示，大約82%的人同意，在過去10年中，中國的道德水準大幅度下滑。超過40%的人認為，道德滑坡源於人們對金錢的崇拜（35%的人將這種現象歸咎於發展過程所帶來的問題，以及法律制約的缺失）。然而，有超過一半的人表示，他們並不認為遵守道德準則是獲取成功的必要條件之一。

普通人只能盡量自己去關注食品安全的問題。農民只信任自己種出來的東西。一位北京的士司機曾跟我說，他避免去小雜貨店買東西。但是，大型購物中心裡出售的食品也未必安全：國家體育總局不允許運動員們食用官方訓練機構之外的肉製品。早在2008年，政府就設立了多個食品特供中心，以確保精英階層能食用到有機食品。

溫家寶總理說，食品安全事件是中國社會“誠信缺失、道德滑坡”的表現，還說，“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

但是，人們好像對他提高商業道德準則的呼籲充耳不聞。中國的精英階層本身也不完全承認這個問題。今年四月，共產黨喉舌《求是》雜誌中發表了一篇文章，否認存在系統性的道德倒退。這也許並不令人吃驚，因為很多官員和執法人員自己就是道德滑坡的製造者。

的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準則，但是任何正常運轉的社會都需要一個基本的道德規範。人們只能希望，在中國最近大量的醜聞事件之後——食品安全事件、薄熙來妻子被指控涉嫌謀殺、前任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貪污腐敗——具有改革意識的領導人將會動員起足夠的政治資本，來推行根本性的變革，建造一個道德水準更高的社會。

黃延中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健康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 懷特海德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Whitehead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