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富裕但不滿現實的年輕人

「那不是老年人的國度。年輕人互相擁抱；那些垂死的世代，樹上的鳥兒正從事他們的歌唱」——濟慈《駛往君士坦丁堡》 ------------------------------------------------------------------------------------------ 紐約時報 覃里雯 8月底，約拿斯——我的遠房親戚，一個德國小夥子——要在伊斯坦布爾舉行婚禮，迎娶一個伊斯坦布爾姑娘梅里斯。梅里斯的老朋友S是一個成功的年輕商人，他在他面對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公寓里為新人舉辦了一個酒會。我們到的時候，大家已經喝多了紅酒。夜晚的伊斯坦布爾正像它在旅遊廣告片里的樣子：閃閃發光的跨歐亞大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時期留下的大清真寺剪影，和現代摩天樓的光色。而前景露台上舉着酒杯、衣着光鮮的年輕人，正在用英文取笑奧爾漢·帕慕克艱澀的土耳其語寫作，討論歐洲經濟，介紹本城優秀的首飾設計師，以及，「是的，我們也參與發起了那場抗議」的對白。 他們談論的是今年5月28日，在伊斯坦布爾市中心塔克西姆廣場加濟公園裡爆發的那場令全球訝然的抗議。最初的起源是政府決定砍掉這個市中心著名公園裡的600棵樹，代之以商場和軍營。一群環保主義者，多為年輕人，憤然以facebook和twitter相約，成千上萬民眾當夜聚集示威，三周之內250萬人在全國不同城市響應。後來的事態表明，那600棵樹顯然只是一個導火索，因為抗議者們很快打出了書寫着各種語言的反對專制的標語，帶着V字復仇隊的面具，並要求現政府下台。他們用手機向全世界直播他們被催淚彈驅散的過程。土耳其全國境內，迄今為止確定有5位抗議者死亡，受傷人數高達5000多人，還有數目不明的失蹤者。三個月過去，抗議仍在斷斷續續進行着。「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什麼理由，但9月份假期結束學生返回之後，一定會有新的抗議發生，」一位30歲的舞蹈演員在酒會上對我說。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伊斯坦布爾唯一的一條有軌電車，沿着陽光閃爍的海岸駛向塔克希姆廣場。我要從那裡轉車，去向《BiRGün》報的新任總編、土耳其的著名女作家伊潔·特梅爾古蘭(Ece Temelkuran)尋找答案。我好奇：「是什麼激起了土耳其人這普遍、持久的憤怒？」我無法在這熙攘繁華、東西方薈萃的傲人都城景象里找到問題的答案。 與反對暴政、獨裁和失業的「阿拉伯之春」非常不同，土耳其的抗議發生在一個近十年來運轉良好的社會裡。這個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幾乎每10年至少會有一次軍事政變或軍方強行干涉選舉的國家，曾經習慣了內戰、左、右派暴力運動、通貨膨脹或緊縮、大規模的政治迫害（1980年政變後有168萬多人上了黑名單，持異議者失蹤是家常便飯）。但90年代後期以來幾次關鍵的大選和全民公決，體現了國民對軍人干政的普遍反感，而歐盟對成員申請國的要求里，獨立於軍方、治理有序的政府，也是必要條件。2002年，格魯吉亞移民後代厄爾多安當選總理後，成功藉助時代風氣的轉變，和土耳其人加入歐盟的渴望，把軍方的勢力從文職政府中排擠了出去。 成功實現中央集權的厄爾多安不負眾望，讓土耳其維持了可與中國媲美的經濟發展速度，把GDP提高到全球第17位，為所有18歲以下的公民提供免費醫療，讓教育預算取代軍事預算成為佔GDP最高的支出，推動女性教育，讓土耳其第一次有了高速鐵路……根據YCharts的數據，2013年5月份土耳其的青年人失業率是16.4%，而在地中海另一端的西班牙，這個數據是55.7%。就在幾天前，他們也和1993年時的中國一樣，在夏季奧運會舉辦權的角逐中險些得勝，又敗下陣來。 只是，這一切成就的中心圍繞着的，並不是現代社會的公民個體，而是父權秩序和從不懈怠的民族主義自豪感。在伊斯坦布爾，當光鮮的現代商業大樓的員工和顧客向落地窗外張望，他們就必須透過無處不在的鮮紅星月國旗，和國父凱末爾遍布城市的眼睛。這些大大小小的旗子，不管是不是節日，都密密麻麻地掛在路燈上、插在陽台和清真寺旁邊、大巴沙幽暗的走道兩側。當厄爾多安在達沃斯論壇怒斥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政策，當他譴責歐盟拒絕土耳其加入是「反民主」，他就會獲得足球冠軍才會得到的歡呼和掌聲，還有揮舞的國旗迎接，土耳其人喜愛能增強他們民族自豪感的強硬領袖。這對受民族歷史創傷教育長大的中國人來說，或許心有戚戚。 既然如此，土耳其年輕人有什麼深切不滿，以至於在抗議中非要這個強人領袖下台？ 我得到許多人的回答，所有人的回答都一樣：因為年輕人要捍衛他們的自由和生活方式，要維護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上任兩年之後，厄爾多安就體現出他的強硬作風，起先只是在壓制批評者方面，到後來，他越來越深地進入了穆斯林家庭的父親角色，把國民當成了他的子女。就在加濟公園抗議發生之前，政府宣布要限制飲酒，就像此前限制超短裙和反對同性戀一樣，公共場合接吻也受到了批評，總理還反對剖腹產，因為覺得這樣會影響生育能力，他認為每個女人應該生三個孩子。 在藍色清真寺旁邊一家老牌甜品店裡，商業顧問妮爾古恩·科恩(Nilgrün Cön)向我解釋了厄爾多安的某些動機：「在美國的伊拉克戰爭之後，面對西方的人們都感受到了幻滅和身份危機，宗教身份則變得更重要，因為它可以挑戰西方。厄爾多安則利用了所有的這些符號。」 「他雖然把軍隊對政府的控制排擠了出去，但這並不完全是因為他熱愛民主。他只是在報復，」穿着紅緞中式上衣的伊潔·特梅爾古蘭說。1997年2月28日，維護凱末爾世俗國家理念的軍隊強行壓制了有伊斯蘭保守派傾向的政府。在排擠軍隊之後，厄爾多安「用一種專制替代了另一種」。 40歲的伊潔政治經驗豐富，在2012年初她因批評政府對庫爾德人的政策而失去另一家報社的工作，過去一年以寫小說為生。她告訴我，總理辦公室一直在控制媒體言論，而自加濟公園抗議以來，「所有批評政府的媒體人都被開除了，包括那些曾經讚美政府，卻在加濟公園抗議後批評政府的人。」伊潔的話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和其他一些人的交流以及國際媒體的報道來看，確實有不少媒體人遭到開除，甚至監禁。 藉助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強化伊斯蘭教保守教義的政策，對這個自我膨脹的土耳其領袖而言既是自然的選擇，也是他擴大手中權力的好方法，在成功對付壓制政府多年的軍方之後，誰能避免這樣的膨脹呢？但厄爾多安在揮舞這把雙刃劍的時候，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土耳其雖然有近95%（官方稱99%）的人口是穆斯林，但它與阿拉伯世界又不同。它是東羅馬帝國的舊都城，「另類」的伊斯蘭蘇菲教派發源地，使用西方字母，它備受尊崇的開國元勛凱末爾不僅向西方學習現代軍事和國家管理，更堅決主張政教分離（這也是對此原則保持忠誠的軍方屢次干預大選的原因之一）。「土耳其人想要的國家，既不是東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二者合一，」妮爾古恩說。和我在婚宴上一起喝酒的伊斯坦布爾年輕人們都同意這個說法。 厄爾多安的雙刃劍過於鋒利，指向了危險的方向，讓鄰居們不安，也惹惱了本國的中產階級和精英。歐盟拒絕土耳其加入的諸多原因里，包括它不太光彩的言論自由和人權狀況。在國內，連社會精英也跑到加濟公園去抗議，因為他們知道再也不能過自己的自在生活了，就連60、70年代的左派運動也沒能這麼有效地把不同派別和地區的人組織在一起。 我交談的人越多，越清晰地感受到土耳其城市年輕人面臨的困境，因為這些困境和中國年輕人的困境太相似了：他們在一個日趨富裕的社會裡長大，他們從網絡獲取來自全世界的信息，由於威權社會的壓力仍在，他們在商業消費中獲得身份感和自主的意識，以為找到了一個規避政治的自由私人空間，但在過去幾年裡，他們發現這個空間的保護層比蛋殼堅硬不了多少。中國80年代之後的年輕人也曾以為自己可以用玩笑消解一切，但卻發現自己無法追究誰該為被污染的空氣和水源負責，甚至在網絡上好奇地詢問一句「聽說婁庄發生命案了，有誰知道真相嗎？」都會被拘留。而土耳其年輕人則發現，他們可以在「超越夢的繁華」一樣的商場里購物，自己喝酒和當眾親吻的權力卻也要被剝奪。與中國不同的是，土耳其年輕人可以投票、可以示威（雖然會被非殺傷性武器驅散），還可以使用facebook和twitter。 和北非青年一樣，土耳其的抗議也具有網絡時代的特點：無領導、匿名性、分散而自發的組織方式、沒有運動章程也沒有清晰的分階段目標。這樣的抗議，與維護自由生活的目的相符合，但他們很快就發現它行之不遠。「對加濟公園抗議，我並不十分樂觀，除非它能轉化成政治代表（參與政治角逐），」伊潔乾脆地說。「我曾在現場目睹了突尼斯的革命，那些熱情和樂觀到後來的選舉中卻消退了，沒有產生任何現實結果。……成百萬個『不要』匯合成一個大的『不要』，但要什麼，卻不甚清晰。人們不會追隨這樣一個政治行動的。」 離開伊斯坦布爾那天，正好遇上了世界和平日的和平示威，我決定去跟示威者們聊聊。塔克希姆廣場和加濟公園被警車和全副武裝的警察層層包圍。一位坐在咖啡館裡的便衣警察用手機翻譯軟件告訴我，今天出動了5000警察。「人們為什麼要示威？」我問。他屏幕上的英文回答是：「你想要把頭套帶上。」 看到我的迷惑，他趕緊把手機收回，輸入新的回答，這次翻譯軟件弄懂了：「他們想要鬧事。」這個回答濃縮了厄爾多安對抗議者的全部指責：他們是遊手好閒的人、他們酗酒、進清真寺不脫鞋、他們只想分裂土耳其社會，等等。 我在公園旁遇到了羞澀的26歲建築師古玲(Gülin)，她也是這些「鬧事者」之一。她把我帶到海邊的卡巴塔斯(Kabatas)參加牽手遊行。抗議者牽着手，在海邊連成一個人環。古玲來自鄉村，在這裡上大學和工作。「政府分裂人民，很虛偽，它干涉我們的自由。」鄉下的父母怎麼看她參與遊行的事？她笑了：「我還沒告訴他們。」 另一個26歲的伊斯坦布爾姑娘拉娜(Rana)就沒有那麼孤單，她的朋友和父母在海峽另一邊牽手，等着和她這邊的人環彙集起來。她對軍人干政的時期沒有記憶，當下個人自由受到的干涉，「在我的經歷里，這是最糟糕的時候。」她想要現任政府下台，敘利亞和平，要正義，也就是記者不被迫害，參與抗議的年輕人不被殺害。「讓大家看看，我們都是正常人，不是什麼暴徒。」她溫柔地笑着，頭上的花冠讓人想起舊金山60年代的嬉皮士。她談到自己第一次參與遊行時起初的害怕，和遭遇催淚彈時被扼住喉嚨的窒息感。「很有意思，我們這麼快就適應了一切。催淚彈一來，我們就用浸了醋的面罩捂住口鼻，就能繼續呼吸。」 年輕人還自嘲地借用總理對他們的稱呼「掠奪者(çapulcu)」，把它變為「為你的權利而戰(chapulling)」。幽默也是他們的武器。 牽手的隊伍越來越長，當中有不少中年人，還有跟着父母來的孩子。面前的街道上接連駛過高聲按喇叭的汽車，喇叭聲和車窗里伸出的勝利手勢是支持遊行者的信號，有時車窗里還喊出取笑警察和政府的話，遊行者們一律報以歡呼、鼓掌、吹口哨。 但是，當我離開遊行隊伍，卻看到了兩個彼此無視的伊斯坦布爾：一個屬於想要把握自身命運的遊行者，一個屬於對這些自由漠不關心或並不了解的市民。酒店的前台經理，一個饒舌而機警的小夥子，得知城裡又在遊行，輕呼了一聲：「噢！不會吧？」翻了翻白眼表示絕望，把我送上去機場的的士。57歲的司機胡塞因，是貧窮的安納托利亞農民後代，這個新興城市中的邊緣人。他曾偷渡到德國，在垃圾工廠里做了6年黑勞工，最終被逮住遣返。「厄爾多安是個好總統（他似乎分不清總理和總統的區別），他把國家治理得很有秩序。」高速公路上的「美化項目」也很好，那些路旁的鮮花非常漂亮。 顯然，信息靈通的遊行者們在facebook和twitter上交流的那些事情，從來也沒有以任何渠道到達他這裡，他也沒有什麼興趣了解。「他們為什麼要抗議？」他的聲音虛弱下來，充滿了疑惑和不安，「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抗議。」 對一個中國人而言，這樣的咫尺天涯的隔閡也並不陌生。不過，那是另一個話題，關於一個國家的複雜命運，我短短的行程不足以涵蓋它，就像我行囊中甜蜜誘人的土耳其糖點，只是伊斯坦布爾魅力中最細小的碎片一樣。 覃里雯是作家，曾在媒體工作，主要撰寫有關國際政治的文章，出版有《冷酷的新聞紙》、《思想的冒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