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戰亞洲先過語言關

多倫多大學教授 埃爾文•史達汀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最近有關英國人語言學習熱度日益下降的報道，會讓英國外長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感到些許擔憂。他已然對只會一種語言的英國未來一代在外交和商業上的前景感到擔憂。 然而，還有一些國家不僅國民語言能力不足，同時國民憲法結構嚴重不利於它們找到補救辦法，這些國家的外長應該比黑格更加擔心。在這些國家，嚴重的政治壓力和融資也許能夠解決第一個問題。而第二個問題只有靠精明和耐心才有可能解決。 這場將戰略重心向亞洲轉移的競賽富有啟發性。例如，英國和法國在結構上都是中央集權國家或準中央集權國家、由擁有最高權威的中央政府管理，因此應該能比德國更快將戰略重心轉移至亞洲。盡管德國人非常擅長學習各種歐洲語言（該國的亞洲語言能力現在仍不值一提），但根據憲法，該國的教育職能要在16個聯邦州間分配。因此，這里出現了一個對中央集權國家和它們的領導人而言非常罕見的戰略悖論：一個國家的政府（在這個例子里就是位於柏林的德國政府）能夠確定本國的外交政策方向，卻無法完全控制實現外交目標所需人才的培養。 以實行超級中央集權制的蘇聯為例。盡管這種制度存在很多弊病，但蘇聯政府有能力通過教育，讓15個加盟共和國近3億屬於不同民族、說不同語言的人口中絕大多數人都學會俄語的聽說讀寫。當然，這種令人驚嘆的政策成就幾乎完全是蘇聯政府“縱向統治權”的結果。這種近乎垂直的指揮模式過去在整個蘇聯地區長期存在，如今仍存在於漢文化圈。 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相對迅速的採取措施，改變人口重要組成部分的語言掌握狀況，從而支持國家政策目標，完全是因為全部人口的學校課程表是一樣的，並一絲不苟地接受中央政府指揮。 相比之下，作為全球最大且最復雜的兩個聯邦制國家，加拿大和美國在將戰略重心向亞洲轉移方面一直進展緩慢，也沒有取得任何令人矚目的成果。首先，這是因為兩國在思想上沒有認識到，掌握亞洲語言對這個戰略重心轉移計劃的可信度非常重要（這一點黑格是明白的）。 其次，教育職能下放到省份和州府的事實意味著，首相或總統必須特別有智慧，能夠說服、操縱並鼓勵地方政府——每個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政策議程和世界觀——改革它們的課程表，以幫助國家努力使本國在一個新大陸變得舉足輕重。實際上，放任自由的理念相當於經濟學家所說的合成謬誤(fallcy of composition)。這種理念認為，每個省或州都應有權設計自己的課程表，以期所有的地方課程表合起來之後能以某種方式有助於國家利益的實現。這種理念並非實現戰略成功的良方。 到目前為止，唯一進行過全國整體戰略重心轉移的靠譜嘗試的聯邦制國家是澳大利亞。從原則上來說，近20年來，該國一直致力於這種戰略重心轉移。1994年，當時在昆士蘭州政府供職的陸克文(Kevin Rudd)曾向澳大利亞政府委員會(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建議實行全國性亞洲語言和識字戰略。 去年，澳大利亞政府在名為《亞洲世紀中的澳大利亞》(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的一份重要白皮書中再次強調了這一構想。這一政策文件為政府和企業領導人的普通話、印尼語、印地語和日語的熟練程度提供了全國性標準。它還將澳大利亞政府（在財政、行政和政治上）的影響力與各州在澳大利亞人的教育中扮演的主要角色聯系在一起。即便如此，這一戰略仍需要多屆總理和政府的連續推動，需要他們與感興趣的州政府達成默契。成功並非顯而易見，也並非板上釘釘。 因此，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應該鼓起勇氣。英國和法國也應如此。這些國家在文化上可能沒有做好掌握外語技能的準備，但從結構上來說，如果有政治決心的話，它們擁有足夠多的資金迅速展開行動。換句話說，對這些國家而言，基本不需要剋服什麽戰略悖論，外交政策純粹是中央決策的產物。但對德國以及其他沒有經歷過戰爭或其他戰略沖擊的大型聯邦制國家而言，不管中央政府的指令如何，改變整個國家的語言掌握狀況可能要花費幾代人之久。這個過程可能也不會一帆風順。 本文作者是雜志《Global Brief》主編，同時擔任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政策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