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責任…企業「必要之善」

經濟日報╱泰森
今年初，哈佛商學院教授西蒙斯（Robert Simons）大肆抨擊美國企業和商學院。他砲轟美國企業變得無決斷力、沒有重心、競爭力低落，這要怪商學院教導他們接受一大堆膚淺、自我滿足的價值觀，像是社會責任、環境永續和包容等。

西蒙斯主張，企業唯一的使命就是「競爭求勝」，不禁讓人想起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70年的猛烈砲轟。他當年也主張，除賺錢之外的任何事都是干擾。

這簡單化的主張的確動聽。誰能否認，企業有明確責任要為股東賺取利潤？也不能否認，大多數股東投資主要是為了賺錢，而不是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為什麼要把事情搞得這麼複雜？

因為事情就是這麼複雜。

首先，引用傅利曼論點的人，大多忽略他也承認的企業行為確受約束。按他的話說，企業應該「盡量賺錢，一面也遵守社會的基本規則，不僅形諸於法律，也形諸於道德傳統。」換句話說，光是遵守法律是不夠的。道德上的約束，有的像是基本人權，反映的是普世價值；有的則隨時地物的變化而有不同。

其次，並非所有股東都是一樣的。正如康乃爾法學院教授史陶特（Lynn Stout）所說，股東「投資時限不同、事前和事後利益不同、分散投資的程度不同、避免利己損人的態度也不同」。他們對待風險的態度也不一樣。

在特定時期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可能滿足了部分股東的權益，卻破壞了其他股東的權益。利潤最大化的簡單理論，是基於各種股東之間不存在利益衝突的假設上。但在現實中，企業決策時必須平衡這些利益。

第三，企業久而久之也會影響股東利益。個人受他們偏好的的組織所吸引。因此，企業可以藉擁戴特別的價值觀、使命和文化來吸引理念相近的股東。

第四，任何公司既依賴、也影響所身處的社會。一家公司的規模愈大、愈全球化，對社會的影響就愈大且愈全球化。

忽視廣大社會和環境責任的企業，有可能因此付出代價，像是名聲受損、品牌價值損失、銷售量下滑、吸引不了人才、生產率低落、貪腐、受到政府更嚴格的監督、氣候變遷相關成本升高。

現在已有一些手機應用程式，能讓客戶、投資人和官員可以評價跨國公司的供應鏈。評價差的企業有可能會喪失銷量和投資人，還會引發政府監管甚至法律行動。

譬如，蘋果早先的品牌形象，即因富士康在中國組裝iPhone 和iPad工廠的工作環境惡劣而受影響。為因應外界疑慮，蘋果後來同意委託獨立的觀察人員定期視察代工廠的工作條件。同樣地，美、歐服飾業者也因孟加拉代工成衣工廠環境惡劣而受累，還得設法挽回形象。

無論傅利曼或西蒙斯的觀點，均假設政府有為有守、能提供繁榮經濟所必須的公共財並消除負面的外部效應。然而，在企業實際所處的社會，政府往往無法或不願提供必要的公共財或遏制負面的外部效應。

但企業無法靠自己克服這些問題，要靠民間企業、非營利組織和政府三方創新的合作。這樣的合作已經開始，譬如，沃爾瑪（Walmart）和環境保護基金會聯手，共同開發能讓沃爾瑪貨架上的產品碳排量減少2,000萬噸的策略。

企業需要對股東負責，但也對讓業者得以運作的的社會負有責任。企業可以同時履行這兩個責任，又能獲利。西蒙斯所稱負起維護社會或環境價值之責會削弱美國企業的競爭力，這是無稽之談。事實上，最近的事件可見情況正好相反：社會和環境責任反而可以成為長期競爭優勢的來源。
（作者Laura Tyson是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會議主席、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編譯劉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