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譴責並詛咒你們的戰爭，但是我不想這樣活著，請把我打死吧!」赫塞在1933年一封致友人書信中寫道，談的是自己1914年時的想法，那年他已經很有名望，德國上下都希望他能在此刻出來，為即將出征的軍隊、為武裝起來的國家打打氣。8月，赫塞應徵加入德軍，不過身份是「戰爭志願者」，動機則是一種文人式的賭氣：朋友們都上戰場了，我卻坐視不顧……好吧，我也豁出去了，橫豎是個死。
但一年之後，赫塞正式形成了自己的反戰立場，他的理由與眾不同，他認為，文學藝術有固有的界限，既然要做藝術家，就不能去幹那些份外事。1915年8月，他在一封致丹麥作家斯文·朗格的信中寫道：「我覺得在文學上適應戰爭是不會成功的，我希望德國能……首先以和平的藝術，進而通過使超國界的人道主義成為現實而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這封信一公開，立刻為他招來了口誅筆伐。
《朝聖者之歌》收錄了赫塞的一些散文隨筆，其中最後一篇，是1948年致馬克斯‧布羅德的一封信。布羅德是卡夫卡的摯友，由於他的堅持，卡夫卡的小說才免遭火焚而與世人見面。1948年5月，以色列宣佈獨立，第一次中東戰爭旋即爆發，巴勒斯坦地區一片戰火，布羅德希望黑塞能出面做點什麼，好引起國際社會介入，以免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的文物，特別是那裡保存的卡夫卡未刊遺稿受損。赫塞接信後，回了一函表示拒絕：這不是文人職責範圍內的事，他說，因為「我們的國度注定『不屬於這個世界』……世界舞台沒有我們參與的餘地」，這塊地盤「我們不能用，也不允許用……只有讓給他們」，讓給那些政治人物。
布羅德的要求合情合理，赫塞的反應大可爭議：他的反戰立場，經過了兩次大戰之後，現在似乎固化為一種消極遁世的姿態了。在這封信的末尾，赫塞表明他很知道自己將要承受的名譽風險：「不深入探究的人一定會懷疑我是個愛夢想的藝術家，懷疑我認為藝術和政治沒有任何關係，認為接觸到險惡的現實會破壞情調或弄髒自己的手，因而整日躲在審美的象牙塔裡。我知道，在您面前，我無需就這一點為自己辯護。」一年之後，他在一篇散文中又一次寫到：「每一天都在向我提出要求，要我去適應這個世界，就像大多數人所做的那樣……」
人們管赫塞叫「最後一個浪漫騎士」，但是他的漫長人生覆蓋了兩場很不浪漫的世界大戰，在一戰中，他的消極表現激怒了德國人，到二戰時，他的書又被納粹大批燒燬、查禁，他那些玄味十足的小說、隨筆，那些清新亮麗、陽光普照的風景散文，在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眼裡無異於麻痺人民意志的「靡靡之音」。但是，人們總是希望知識分子多一些現實擔當，雖不至於懸壺濟世，至少不可漠然於人間疾苦，而赫塞在一戰過後沒多久就移民去了瑞士，當他的德國同胞在忍受魏瑪的煎熬時，他卻躺在蘇黎世的溫泉療養院裡，琢磨下一部境界高遠的作品。赫塞很清楚，在這個問題上他必須付出代價。他在晚期的小說《玻璃球遊戲》中塑造了一位投身於超卓學問的玻璃球遊戲大師，此人就如同赫塞本人的另一個自我，替他承受著來自世俗的質問：你憑什麼自以為在從事高貴脫俗的事業?憑什麼不事農桑、不懂稼穡，而要求那些胼手胝足的勞動者來養活你們?
在《朝聖者之歌》裡所收的幾篇時政類文章中，赫塞多次發表了自我辯護：「我相信，大概沒有一個詩人或文人，今天在一時的怒氣之下所說所寫的東西，將來會成為他全集中最好的作品。」這幾乎是把從左拉到薩特、到卡繆、到雷蒙·阿隆以及西蒙娜·德·波伏瓦等等這一支法國「介入文學」傳統一桿子打翻了。卡繆是個標準的感官主義者和現世主義者，他在二戰結束時發表《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指責德國人癡迷於英雄主義，而忘了「幸福才不易得」;相反，赫塞對德國式英雄主義的指責是出於另一個純然形而上的理由：這種盲目的情緒會玷污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以歌德為代表的德意志精神，它並非獨屬於一個民族的珍寶;它是世界主義的，是「人類總體特性帶給他的喜悅」。
其實，這個矛盾在赫塞看來，無非是個人追求不同罷了，有人向外擴張，就得有人向內掘進。赫塞的散文中有一股很容易識別的靈修味道，拿些片斷出來，跟克裡希納穆提等印度靈修大師的文本比比還似曾相識。靈修並不深奧，不需耗費大量的理性去推敲理解，甚至也不神秘，它訴諸的是個人的禪定，讓自我徹底地朝向內在。赫塞散文中經常出現「內觀」一詞，他認為，像自己這樣的藝術家就該是從事這一行的，而這個選擇的高尚性、超越性價值都是不容置疑的。「我們特立獨行者、我們沙漠的布道者，我們並不站在一旁淡然視之，我們也不以為自己高高在上——不過我們認為，只有人的靈魂中發生的事才稱得上『偉大』。」
《世界歷史》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1918年，是《朝聖者之歌》這本散文小集裡我最喜歡的篇什之一。赫塞闡述的道理非常淺顯：「世界歷史」這種概念是狂妄的、無所顧忌的，而且往往出自官方的口徑，它總是歌頌帝王將相，充斥著後人倍加渲染的英雄事跡，戰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群眾裹挾其中與有榮焉，而實質上不過是朝代更迭、野心的傳遞而已，是少數人一次又一次以崇高的名義來擺佈多數人的過程。這個意思有無數人都表達過，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就有一首精緻的短詩《論歷史》：「激進和反動生活在不幸的婚姻裡/互相改變、互相依賴/作為它們的孩子我們必須掙脫……離房屋不遠的樹林裡/一份充滿奇聞的報紙已躺了幾個月/它在風雨的晝夜裡衰老/變成一棵植物，一隻白菜頭，和大地融成一體/如同一個記憶漸漸變成你自己」。
赫塞用「內觀」來掙脫。他有時坦承，自己並不知道這條路是否比別的好，但是，「我只知道，對於虔誠的人、對於詩人，它是必要的，他們永遠無法學會新的官方理論稱之為『歷史地思考』的東西。」為此，疏離外界的事情就成了必要，我們能從他的時政文章中讀到扼腕歎息的味道：本該獨善其身的文學藝術受到了戰爭環境的拖累，本該多留下一些不朽的精神財富的藝術家們，現在被迫去創作那些只供一時之需的東西。
赫塞也被認為是一流的人道主義者，不過，人道主義並不一定是反戰的必然延伸，除了用筆呼籲「不要殺人」、呼籲愛之外，赫塞把自己的心靈軟禁在象牙塔中，研究高深玄妙的「玻璃球遊戲」。在致布羅德的信中，赫塞一上來表了一個近乎虛無主義的態度：「知名文化人士」對現實政治是無益的，當政者才不會來理踩文人的熱情。在筆耕之外，赫塞最廣為人知的「人道主義」實踐毋寧說是幫助同行、提攜後輩：1933年後，赫塞的家成了一批又一批德國流亡文人的聚會場所，文豪托馬斯·曼、戲劇家布萊希特、出版人維甘特、克萊伯等等;他曾給瓦爾特·本雅明的《1900年柏林童年》手稿尋找出版商，還曾設法為羅伯特·穆齊爾解決居住權問題。1937—1938年，赫塞支持過一位多才多藝的流亡文人彼得·魏斯(其父是匈牙利猶太人)，他讓彼得替他和其他圈內朋友畫點插圖，彼得後來移民去了瑞典，他說，赫塞在那段時間裡替他解了燃眉之急，把他從完全孤立之中拯救了出來。
我們至今熱愛赫塞，他留下了很多質樸優美的「心靈補藥」，讓後人受益無窮。在德國，年輕人組成的文學冥修團體都尊赫塞為宗師。由於赫塞的堅定辯護，「藝術家」這一行當得到了空前的提純，故而，我們得以在《朝聖者之歌》裡看到一個高尚的、虔誠的、浪漫而堅定的詩人形象，一個為人類千秋萬代管理精神寶藏，並且敢於大聲說出這一點的人。
不過，赫塞篤信藝術的不朽價值，認為其超越塵世上其他一切事功，而堂皇地排斥和迴避世俗責任，這終究只是精英意識之一種。作為赫塞的恩主國，瑞士讓他避開流血漂櫓的戰爭，得以實踐其遠大的思想和文學抱負，但是，瑞士本土作家馬克斯·弗裡施卻認為，這個國家在戰爭中不敢承擔抗惡的責任，從而，每個瑞士人都是扛著一具十字架走入戰後歲月的，膽怯、冷漠、保守、孤僻，是瑞士人從二戰之中繼承下來的性格遺產—這其中，是不是也有赫塞的一份?
Sa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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