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珍．奧斯汀生活的十九世紀初，世人從未想過人類可能掌控物質環境，而非受制於它，這樣的概念在當時實在太新穎了。但到了一八七○年代，人類逐漸意識到，改變不是偶然或運氣，而是人類展現意志與知識的結果。一八七○年以前，經濟學主要是談人類「不能」做什麼；而一八七○年之後則是探討人類「能」做什麼。一場攸關全人類的偉大追尋，就從這個探討人類能做什麼的時代展開……
國際暢銷書《美麗境界》作者西爾維雅．娜薩構思十年，在本書中帶領讀者從馬克思到海耶克，從韋伯夫婦到傅利曼，以宛如親臨歷史現場的生動筆觸，進入人類史上十二位傑出經濟學家的生命歷程，展開一場近代與現代經濟學發展史的壯遊追尋之旅。
娜薩以英國文豪狄更斯所處時代的倫敦切入，審視一八四○年代以來，英國貧富極端的階層，逐步引介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時間橫跨兩世紀、地域廣及歐美亞的多位經濟學家，看這些人如何從觀察反思所處的社會環境，提出改變人類思考、生活以及大歷史的經濟學說。
在娜薩生動描繪下，書中細節及故事與眾不同地將重點聚焦於每位經濟學家的人性而非理論，極具感染力量。他們的人生際遇與個性，都將讓讀者在溯尋經濟學思想演變的過程之際，對生命的可能及世界演進產生不同觀點，猶如漣漪，持續擴散。
全書內容豐富、令人讚嘆，是一部描繪生動、淺顯易讀的經濟學發展史傑作。
娜薩以英國文豪狄更斯所處時代的倫敦切入，審視一八四○年代以來，英國貧富極端的階層，逐步引介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時間橫跨兩世紀、地域廣及歐美亞的多位經濟學家，看這些人如何從觀察反思所處的社會環境，提出改變人類思考、生活以及大歷史的經濟學說。
在娜薩生動描繪下，書中細節及故事與眾不同地將重點聚焦於每位經濟學家的人性而非理論，極具感染力量。他們的人生際遇與個性，都將讓讀者在溯尋經濟學思想演變的過程之際，對生命的可能及世界演進產生不同觀點，猶如漣漪，持續擴散。
全書內容豐富、令人讚嘆，是一部描繪生動、淺顯易讀的經濟學發展史傑作。
那是最糟糕的年代。
一八四二年六月，狄更斯結束成功的美國閱讀之旅返回英國；當時，飢餓的陰影正逐漸籠罩全英。在一連串麥糧歉收之後，麵包價格翻漲一倍；貧窮的鄉下人擠進城裡尋找工作，找不到工作的人則尋求慈善救助。棉業已連續四年嚴重衰退，失業勞工被迫仰賴公家救濟或民間免費食堂。保守的社會評論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嚴厲警告：「數百萬人已活不下去……這個國家顯然正邁向自殺之途。」
狄更斯是堅定擁護教育、選舉權、公民與宗教自由的人，對於升高的階級仇恨感到駭然。八月份，一間棉廠的罷工行動轉趨暴力。短短幾天，爭議演變成要求普及男性選舉權的全國性大罷工，號召者是「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大型運動的領導者。憲章運動者將議會中產階級激進派「一人一票」的主要訴求帶上街頭。首相皮爾（Robert Peel）領導的保守黨政府立刻派出身著紅色制服的士兵圍捕煽動者。罷工者開始回到工廠，但寫過狄更斯曾一再拜讀的法國革命史的卡萊爾發出了悲觀的警告：「叛亂，反上層階級的憤怒、報復情緒……日漸成為低下階級的普遍精神。」
倫敦燈光明亮的接待室裡，狄更斯身旁常有公侯仕女環繞奉承，但他對共和制的支持就像他的鮮豔領結一樣，難以忽視。卡萊爾初次碰到這位三十歲的文壇名人，輕蔑地形容他「矮小精幹，非常矮小」，而且不懷好意地又說「他的穿著不算好，倒是很有奧塞風格」，意指和惡名昭彰的法國伯爵奧塞（Alfred d’Orsay）一樣。卡萊爾的好友，激進派哲學家米爾（John Stuart Mill），則是想起卡萊爾曾如此描述一位雅各賓黨（Jacobin）革命分子，「一臉卑鄙的流氓氣，但才華洋溢」。在時髦的午夜餐宴上，憲章運動者的「起義」引發激烈爭辯。首相堅持必須採取嚴厲措施遏止激進分子利用情勢，因為真正有困難的人已經得到幫助了，卡萊爾很支持這個立場。狄更斯雖曾誓言，「他比任何人都更願意在任何時刻、走更遠的路去見卡萊爾」，但他認為基於審慎與公平原則，政府應該救濟身強體健的失業者和其家庭。
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的拿破崙戰爭期間，饑荒曾引發一項重要的爭辯，這項爭辯到了「飢餓的四○年代」（The Hungry Forties）再度死灰復燃。爭議焦點之一是馬爾薩斯牧師（Reverend Thomas Robert Malthus）提出的人口學原理。馬爾薩斯與珍．奧斯汀同時代，是英國首位政治經濟學家；兔唇，擁有冷靜的數學頭腦的他也是個害羞、仁慈的聖公會牧師。在他還是副牧師時，就對鄉下教區居民的飢餓狀況深感痛心。聖經認為貧窮是天生的罪， 當時的法國哲學家，例如他父親的朋友康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多半認為問題在於富人的自私。馬爾薩斯發現兩種解釋都無法說服他，他一定得找尋更好的理由。他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於一七九八年出版，在一八三四年他去世之前曾再版五次，這本書激勵了達爾文與演化論的其他創始者，也促使卡萊爾將經濟學貶低為「沮喪的科學」（dismal science）。
馬爾薩斯試著為一項事實提出解釋：包括他當下所處的所有社會與時代，「全人類十分之九」注定得窮困勞苦過活。世界上多數人即使未處於挨餓狀態，也是長期生活在擔憂會餓死的陰影下。雖然有些時期較繁榮，有些較不景氣；有些地區較富裕，有些則較貧窮，但生活水準從未超越僅能糊口的基本水準太久。
為了解答亙古以來的大問題：為什麼會如此？這位溫和的牧師的步伐同時走在達爾文和佛洛伊德之前，認為這要怪罪於「性」。不知是因為馬爾薩斯曾仔細觀察教區居民的悲慘生活，或是因為當時的自然科學家開始視人類為動物，還是因為他自己生了第七個孩子，他的結論是：繁殖的衝動超越人類其他一切本能與能力，包括理性、智巧、創造力，乃至宗教信仰。
倫敦燈光明亮的接待室裡，狄更斯身旁常有公侯仕女環繞奉承，但他對共和制的支持就像他的鮮豔領結一樣，難以忽視。卡萊爾初次碰到這位三十歲的文壇名人，輕蔑地形容他「矮小精幹，非常矮小」，而且不懷好意地又說「他的穿著不算好，倒是很有奧塞風格」，意指和惡名昭彰的法國伯爵奧塞（Alfred d’Orsay）一樣。卡萊爾的好友，激進派哲學家米爾（John Stuart Mill），則是想起卡萊爾曾如此描述一位雅各賓黨（Jacobin）革命分子，「一臉卑鄙的流氓氣，但才華洋溢」。在時髦的午夜餐宴上，憲章運動者的「起義」引發激烈爭辯。首相堅持必須採取嚴厲措施遏止激進分子利用情勢，因為真正有困難的人已經得到幫助了，卡萊爾很支持這個立場。狄更斯雖曾誓言，「他比任何人都更願意在任何時刻、走更遠的路去見卡萊爾」，但他認為基於審慎與公平原則，政府應該救濟身強體健的失業者和其家庭。
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的拿破崙戰爭期間，饑荒曾引發一項重要的爭辯，這項爭辯到了「飢餓的四○年代」（The Hungry Forties）再度死灰復燃。爭議焦點之一是馬爾薩斯牧師（Reverend Thomas Robert Malthus）提出的人口學原理。馬爾薩斯與珍．奧斯汀同時代，是英國首位政治經濟學家；兔唇，擁有冷靜的數學頭腦的他也是個害羞、仁慈的聖公會牧師。在他還是副牧師時，就對鄉下教區居民的飢餓狀況深感痛心。聖經認為貧窮是天生的罪， 當時的法國哲學家，例如他父親的朋友康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多半認為問題在於富人的自私。馬爾薩斯發現兩種解釋都無法說服他，他一定得找尋更好的理由。他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於一七九八年出版，在一八三四年他去世之前曾再版五次，這本書激勵了達爾文與演化論的其他創始者，也促使卡萊爾將經濟學貶低為「沮喪的科學」（dismal science）。
馬爾薩斯試著為一項事實提出解釋：包括他當下所處的所有社會與時代，「全人類十分之九」注定得窮困勞苦過活。世界上多數人即使未處於挨餓狀態，也是長期生活在擔憂會餓死的陰影下。雖然有些時期較繁榮，有些較不景氣；有些地區較富裕，有些則較貧窮，但生活水準從未超越僅能糊口的基本水準太久。
為了解答亙古以來的大問題：為什麼會如此？這位溫和的牧師的步伐同時走在達爾文和佛洛伊德之前，認為這要怪罪於「性」。不知是因為馬爾薩斯曾仔細觀察教區居民的悲慘生活，或是因為當時的自然科學家開始視人類為動物，還是因為他自己生了第七個孩子，他的結論是：繁殖的衝動超越人類其他一切本能與能力，包括理性、智巧、創造力，乃至宗教信仰。
馬爾薩斯從這個引人爭議的單一前提，推論出一個原理：不論何時何地，人口的增長皆比食物供給的成長速度更快。他的邏輯看似很簡單：假設在某種情況下，食物的供給足以維持特定人口的生存，如此快樂的平衡持續的時間也不會比亞當夏娃在樂園裡的時間更久。動物本能將驅使男女更快結婚，生育更多子女。除非把時間相距拉隔得非常長久，否則食物的供給差不多也是固定的。結果就是，原本恰好足夠讓每個人吃飽的穀物和其他主食的數量將會不足。馬爾薩斯說，不可避免地「窮人的生活會因此惡化」。
任何經濟體裡，只要企業間為了客戶、勞工間為了工作必須相互競爭，人口增加便意味會有更多家庭爭奪食物供給，更多勞工同時爭奪工作。競爭會壓低工資，同時推高食物價格。平均生活水準，也就是每個人獲得的食物量與其他必需品，便會降低。
到了某個時間點，穀物將變得太昂貴，而勞工太廉價，於是情勢全盤扭轉。隨著生活水準降低，男女再次被迫遲婚，少生孩子。人口減少意味食物價格降低，因為競爭食物的家庭變少了。又因為競爭工作的勞工減少，工資會提高。到最後，食物供給與人口回復平衡，生活會回到以前的水準，除非大自然的「強大毀滅力量」，例如戰爭、疾病、饑荒出現，介入加速這個過程；例如十四世紀的黑死病消滅了數百萬人，相對於食物產量，剩下的人口數就顯得較少。
可悲的是，這樣的新平衡不會比原本的平衡更持久。馬爾薩斯悲傷地寫道：「勞動階級的生活才剛過得比較舒適，便又開始重複失得快樂的循環。」想提升平均生活水準，就像希臘神話中的薛西佛斯試著把石頭推到山頂。他愈快將石頭推向山頂，便愈快引發石頭再度滾下坡的反應。
藐視人口原理的結果注定終將失敗。勞工若堅持要求高於市場的工資，便會找不到工作；雇主提供的工資若高於競爭對手，便會因工資成本較高而被迫調高售價，終而流失顧客。
對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而言，馬爾薩斯的法則最引起反對的一點可能是：慈善救助實際上可能會救苦不成反增痛苦，這等於直接挑戰耶穌「愛人如己」的教誨。事實上，馬爾薩斯嚴厲批評傳統英國福利制度犧牲了勤奮者，獎勵懶惰者，因為這種制度幾乎無條件提供救助，且救助程度與家庭成員多寡成正比，此舉等於鼓勵早婚與多生。保守派與自由派的納稅人都認為馬爾薩斯的論點極具說服力，因此議會在一八三四年幾乎無異議通過「新濟貧法」（Poor Law），有效限制對於入住教區濟貧院者的救濟。
「先生，拜託再給我多一些。」《孤雛淚》（Oliver Twist）的主人翁奧利佛在說出這懇求的名句後發現，濟貧院基本上就是一所分隔男女、從事不愉快的工作的監獄，而且還得接受嚴格管教，一切就只為能有個地方睡覺，「一天可喝三頓稀粥，一週吃兩次洋蔥，週日半塊麵包」。多數濟貧院的伙食或許不至於像狄更斯小說裡描述的寒酸到會把人餓死，但這些機構無疑是讓勞工階級最不滿的。狄更斯就像多數有志改革的中產階級自由派，認為新濟貧法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野蠻歷史的遺毒上，不僅違反道德，也是政治自殺。他剛從美國回來，看到那裡「幾十億畝土地尚未開拓清理」，那裡的居民「習於照三餐快速吃下大量肉食」，認為廢除濟貧院會導致世界缺糧的說法太荒謬。
狄更斯一心要為窮人出力，於是在一八四三年初開始撰寫一則故事，敘述一個吝嗇的富人如何回心轉意；他認為這則故事的衝擊將會比政治宣傳「大上二十倍、甚至兩萬倍」。
任何經濟體裡，只要企業間為了客戶、勞工間為了工作必須相互競爭，人口增加便意味會有更多家庭爭奪食物供給，更多勞工同時爭奪工作。競爭會壓低工資，同時推高食物價格。平均生活水準，也就是每個人獲得的食物量與其他必需品，便會降低。
到了某個時間點，穀物將變得太昂貴，而勞工太廉價，於是情勢全盤扭轉。隨著生活水準降低，男女再次被迫遲婚，少生孩子。人口減少意味食物價格降低，因為競爭食物的家庭變少了。又因為競爭工作的勞工減少，工資會提高。到最後，食物供給與人口回復平衡，生活會回到以前的水準，除非大自然的「強大毀滅力量」，例如戰爭、疾病、饑荒出現，介入加速這個過程；例如十四世紀的黑死病消滅了數百萬人，相對於食物產量，剩下的人口數就顯得較少。
可悲的是，這樣的新平衡不會比原本的平衡更持久。馬爾薩斯悲傷地寫道：「勞動階級的生活才剛過得比較舒適，便又開始重複失得快樂的循環。」想提升平均生活水準，就像希臘神話中的薛西佛斯試著把石頭推到山頂。他愈快將石頭推向山頂，便愈快引發石頭再度滾下坡的反應。
藐視人口原理的結果注定終將失敗。勞工若堅持要求高於市場的工資，便會找不到工作；雇主提供的工資若高於競爭對手，便會因工資成本較高而被迫調高售價，終而流失顧客。
對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而言，馬爾薩斯的法則最引起反對的一點可能是：慈善救助實際上可能會救苦不成反增痛苦，這等於直接挑戰耶穌「愛人如己」的教誨。事實上，馬爾薩斯嚴厲批評傳統英國福利制度犧牲了勤奮者，獎勵懶惰者，因為這種制度幾乎無條件提供救助，且救助程度與家庭成員多寡成正比，此舉等於鼓勵早婚與多生。保守派與自由派的納稅人都認為馬爾薩斯的論點極具說服力，因此議會在一八三四年幾乎無異議通過「新濟貧法」（Poor Law），有效限制對於入住教區濟貧院者的救濟。
「先生，拜託再給我多一些。」《孤雛淚》（Oliver Twist）的主人翁奧利佛在說出這懇求的名句後發現，濟貧院基本上就是一所分隔男女、從事不愉快的工作的監獄，而且還得接受嚴格管教，一切就只為能有個地方睡覺，「一天可喝三頓稀粥，一週吃兩次洋蔥，週日半塊麵包」。多數濟貧院的伙食或許不至於像狄更斯小說裡描述的寒酸到會把人餓死，但這些機構無疑是讓勞工階級最不滿的。狄更斯就像多數有志改革的中產階級自由派，認為新濟貧法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野蠻歷史的遺毒上，不僅違反道德，也是政治自殺。他剛從美國回來，看到那裡「幾十億畝土地尚未開拓清理」，那裡的居民「習於照三餐快速吃下大量肉食」，認為廢除濟貧院會導致世界缺糧的說法太荒謬。
狄更斯一心要為窮人出力，於是在一八四三年初開始撰寫一則故事，敘述一個吝嗇的富人如何回心轉意；他認為這則故事的衝擊將會比政治宣傳「大上二十倍、甚至兩萬倍」。
經濟史學家韓德森（James Henderson）認為，狄更斯的《小氣財神》（A Christmas Carol）是對馬爾薩斯的攻擊。小說裡充滿甜美的氣息與味道。狄更斯筆下的故事場景不是在崎嶇、貧瘠、人口過多、食物短缺的島嶼，而是像寬闊的高級百貨公司「福南與梅森」（Fortnum & Mason）一樣，貨架上擺滿商品，籃子永遠不見底，酒桶不曾乾涸。書中主角史古基（Ebenezer Scrooge）看到過往的耶誕精靈高踞在「某種寶座上」，旁有成堆的「火雞、野禽、雞鴨鵝、野豬肉、大塊肉片、乳豬、長串香腸、碎肉餅、梅子布丁、一桶桶的牡蠣、熱騰騰的栗子、紅通通的蘋果、多汁的橘子、甜美的桃子、超大的蛋糕、一碗碗冒著氣泡的水果酒，香甜的蒸汽把房間都給薰暗了」。笑容滿面的雜貨商、雞鴨商、蔬果販邀請倫敦人走進他們的店裡，看看食物飲料的豐美「盛宴」。
書中的英國盡是新世界的富裕生活，沒有舊世界的匱乏；瘦骨嶙峋、了無生氣、捨不得吃喝的史古基顯得格格不入。如同韓德森所分析的，在商言商的史古基「對同情心這種新的精神一無所覺，正如他對周遭人們的慷慨慈善也同樣麻木」。史古基無論在實質或精神上，都堅決支持單調無聊的工作和濟貧院的價值。他堅持：「他們花費夠多了，生活困難的人應該去那裡。」過往的耶誕精靈反駁說：「很多人到不了那裡，而且很多人寧可死。」史古基冷冷地說：「如果他們寧可死，那最好就去死，也可讓過剩的人口減少一點。」
所幸史古基的冷酷無情證明並非冥頑不化，正如世界的食物供給並非固定不變。當史古基得知小提姆是「過剩」人口的其中一個，他不禁對自己老派的馬爾薩斯信仰中所蘊含的意義不寒而慄。「不，不！」他哀求精靈放了小男孩。精靈嘲弄地說：「怎樣？ 如果他寧可死，那最好就去死，也可讓過剩的人口減少一些。」史古基悔悟了，決心為長期受苦的職員克萊奇特（Bob Cratchit）加薪，還送他一隻上好的火雞歡度耶誕節。史古基及時接受狄更斯那一代較為樂觀、不宿命的觀點，改變了未來的發展，也等於駁斥了馬爾薩斯所言，「盲目殘酷的過去注定一再重複」的悲觀假設。
克萊奇特一家開心地共享聖誕大餐，這是狄更斯對馬爾薩斯的直接反擊；馬爾薩斯運用「大自然盛宴」的寓言，提醒世人注意善意的救助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假設一個無力養活自己的人請餐宴的客人挪出位子給他，在過去，用餐者會拒絕。但現在受到法國烏托邦理論的蒙蔽，他們決定不管食物不足受邀賓客食用的事實，也未預見若是讓新來者加入，可能會引來更多不請自來的人，屆時還沒讓人人都吃到，食物可能就先不夠了；受邀賓客原可歡喜用餐，現在將會「因看到他人的苦難無助而破壞樂趣」。
克萊奇特一家人歡欣的臉龐環繞著咯吱作響的桌子，與馬爾薩斯描述的不夠全家吃飽、嚴格配額的景象恰成對比。不同於大自然的慳吝，我們看到克萊奇特太太的布丁「就像覆有斑點的大砲」，也許不夠吃第二份，但對全家人來說已經很豐盛了。「克萊奇特太太說，她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現在她承認原先對麵粉的份量有點疑慮。大家都有話說，但沒有人說出、或在心裡想著，這布丁對一大家子人來說稍嫌太小。要是這麼做，肯定會遭天打雷劈，任誰要暗示這一點都該臉紅的。」
書中的英國盡是新世界的富裕生活，沒有舊世界的匱乏；瘦骨嶙峋、了無生氣、捨不得吃喝的史古基顯得格格不入。如同韓德森所分析的，在商言商的史古基「對同情心這種新的精神一無所覺，正如他對周遭人們的慷慨慈善也同樣麻木」。史古基無論在實質或精神上，都堅決支持單調無聊的工作和濟貧院的價值。他堅持：「他們花費夠多了，生活困難的人應該去那裡。」過往的耶誕精靈反駁說：「很多人到不了那裡，而且很多人寧可死。」史古基冷冷地說：「如果他們寧可死，那最好就去死，也可讓過剩的人口減少一點。」
所幸史古基的冷酷無情證明並非冥頑不化，正如世界的食物供給並非固定不變。當史古基得知小提姆是「過剩」人口的其中一個，他不禁對自己老派的馬爾薩斯信仰中所蘊含的意義不寒而慄。「不，不！」他哀求精靈放了小男孩。精靈嘲弄地說：「怎樣？ 如果他寧可死，那最好就去死，也可讓過剩的人口減少一些。」史古基悔悟了，決心為長期受苦的職員克萊奇特（Bob Cratchit）加薪，還送他一隻上好的火雞歡度耶誕節。史古基及時接受狄更斯那一代較為樂觀、不宿命的觀點，改變了未來的發展，也等於駁斥了馬爾薩斯所言，「盲目殘酷的過去注定一再重複」的悲觀假設。
克萊奇特一家開心地共享聖誕大餐，這是狄更斯對馬爾薩斯的直接反擊；馬爾薩斯運用「大自然盛宴」的寓言，提醒世人注意善意的救助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假設一個無力養活自己的人請餐宴的客人挪出位子給他，在過去，用餐者會拒絕。但現在受到法國烏托邦理論的蒙蔽，他們決定不管食物不足受邀賓客食用的事實，也未預見若是讓新來者加入，可能會引來更多不請自來的人，屆時還沒讓人人都吃到，食物可能就先不夠了；受邀賓客原可歡喜用餐，現在將會「因看到他人的苦難無助而破壞樂趣」。
克萊奇特一家人歡欣的臉龐環繞著咯吱作響的桌子，與馬爾薩斯描述的不夠全家吃飽、嚴格配額的景象恰成對比。不同於大自然的慳吝，我們看到克萊奇特太太的布丁「就像覆有斑點的大砲」，也許不夠吃第二份，但對全家人來說已經很豐盛了。「克萊奇特太太說，她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現在她承認原先對麵粉的份量有點疑慮。大家都有話說，但沒有人說出、或在心裡想著，這布丁對一大家子人來說稍嫌太小。要是這麼做，肯定會遭天打雷劈，任誰要暗示這一點都該臉紅的。」
聖誕節的氣氛具感染性。故事結尾，史古基甚至不再挨餓；他不再獨自吃同樣那碗粥，嶄新的史古基未事先告知就突然出現在聖誕餐宴上，讓他的外甥嚇了一跳。不消說，他的繼承人便趕緊幫他安排一個位子。
果然如狄更斯所希望的，《小氣財神》帶給大眾一記當頭棒喝。這本小說從十二月九日出版到聖誕夜，大賣六千冊，這個故事在狄更斯此生、甚至死後，都將流傳世間。狄更斯對窮人的描述為他贏得「濫情先生」之類的諷刺外號，但他從未動搖信念，堅信一定有方法能改善窮人的命運而不必推翻現有的社會。
狄更斯極具商業頭腦，他無法想像改善社會狀況的計畫若沒有確切的財源，會有成功的機會。他並不反對工業革命，而是「純粹的現代主義者」和「進步的信仰者」。他在二十多歲時便已功成名就，憑自己的才能爬到高處，自然相信人類憑著聰明才智，必能掌控自己的命運。他在新的大眾媒體產業中闖出一片天而脫貧，對於像卡萊爾和社會主義者米爾這樣的保守派很不耐煩，因為他們拒絕承認「我們的社會經歷了許多艱辛的努力，確實緩慢、辛苦地向上爬升，擺脫社會上種種墮落與無知」，他們「帶著讚嘆回顧盲目且殘酷的過往，卻無法以同樣的心態面對現在」。
狄更斯認為，英國社會彷彿正從漫長的惡夢中清醒，事後證明他的確有先見之明。憲章運動者「起義」不過一年，一種新的寬容與樂觀的氣氛明顯可觸。保守黨首相私下承認，憲章運動者的許多不滿有其道理。勞工領袖拒絕順應階級戰的呼聲，支持雇主對廢除穀物糧食進口稅的要求。政界自由派因應國會關於童工、工安事故及其他弊病的委員會意見，推動了一八四四年的「工廠法案」，規範婦女與兒童的工時。
狄更斯從未想像過，這世界沒有精密的經濟學依然能運行。他希望能改變政治經濟學家，就像未來的聖誕精靈改變史古基一樣。他希望他們不再將貧窮視為自然現象，忽視觀念與意圖的重要，或是認定不同階級的利益會理所當然地南轅北轍。狄更斯尤其熱切希望經濟學家能做到「相互闡釋、寬容與體諒；這些精神……無法完全以數字表現」。狄更斯在發行頗受歡迎的週刊《家常話》（Household Words）時，曾懇求經濟學家讓這個學科更人性化。就像他在創刊文裡所寫的：「政治經濟學若無些許人性的外衣，慢慢增添血肉，多一點人性的光輝和溫暖，將不過只是一具軀殼。」
並非只有狄更斯這樣想，當時及後來在倫敦與全世界，都有許多男女獲致相同的結論。他們在克服艱鉅的阻礙之後也體認到，人類確實會受外在環境影響，對「全人類百分之九十的物質生活條件無法改變、僅能受制於『盲目殘酷的過去』，超乎人類控制或影響」的看法持否定立場。他們懷疑激進菁英分子推動的烏托邦計畫與「人工社會」， 但確信人類能干預經濟情勢，因而致力於設計「分析的引擎」，或是如日後一位經濟學家所稱的「思考的工具」（apparatus of the mind），據以探究現代社會的運作，以及如何才能改善人類的物質條件；畢竟全人類的道德、情感、知識、創造等發展，都依存在物質條件的基礎上。
果然如狄更斯所希望的，《小氣財神》帶給大眾一記當頭棒喝。這本小說從十二月九日出版到聖誕夜，大賣六千冊，這個故事在狄更斯此生、甚至死後，都將流傳世間。狄更斯對窮人的描述為他贏得「濫情先生」之類的諷刺外號，但他從未動搖信念，堅信一定有方法能改善窮人的命運而不必推翻現有的社會。
狄更斯極具商業頭腦，他無法想像改善社會狀況的計畫若沒有確切的財源，會有成功的機會。他並不反對工業革命，而是「純粹的現代主義者」和「進步的信仰者」。他在二十多歲時便已功成名就，憑自己的才能爬到高處，自然相信人類憑著聰明才智，必能掌控自己的命運。他在新的大眾媒體產業中闖出一片天而脫貧，對於像卡萊爾和社會主義者米爾這樣的保守派很不耐煩，因為他們拒絕承認「我們的社會經歷了許多艱辛的努力，確實緩慢、辛苦地向上爬升，擺脫社會上種種墮落與無知」，他們「帶著讚嘆回顧盲目且殘酷的過往，卻無法以同樣的心態面對現在」。
狄更斯認為，英國社會彷彿正從漫長的惡夢中清醒，事後證明他的確有先見之明。憲章運動者「起義」不過一年，一種新的寬容與樂觀的氣氛明顯可觸。保守黨首相私下承認，憲章運動者的許多不滿有其道理。勞工領袖拒絕順應階級戰的呼聲，支持雇主對廢除穀物糧食進口稅的要求。政界自由派因應國會關於童工、工安事故及其他弊病的委員會意見，推動了一八四四年的「工廠法案」，規範婦女與兒童的工時。
狄更斯從未想像過，這世界沒有精密的經濟學依然能運行。他希望能改變政治經濟學家，就像未來的聖誕精靈改變史古基一樣。他希望他們不再將貧窮視為自然現象，忽視觀念與意圖的重要，或是認定不同階級的利益會理所當然地南轅北轍。狄更斯尤其熱切希望經濟學家能做到「相互闡釋、寬容與體諒；這些精神……無法完全以數字表現」。狄更斯在發行頗受歡迎的週刊《家常話》（Household Words）時，曾懇求經濟學家讓這個學科更人性化。就像他在創刊文裡所寫的：「政治經濟學若無些許人性的外衣，慢慢增添血肉，多一點人性的光輝和溫暖，將不過只是一具軀殼。」
並非只有狄更斯這樣想，當時及後來在倫敦與全世界，都有許多男女獲致相同的結論。他們在克服艱鉅的阻礙之後也體認到，人類確實會受外在環境影響，對「全人類百分之九十的物質生活條件無法改變、僅能受制於『盲目殘酷的過去』，超乎人類控制或影響」的看法持否定立場。他們懷疑激進菁英分子推動的烏托邦計畫與「人工社會」， 但確信人類能干預經濟情勢，因而致力於設計「分析的引擎」，或是如日後一位經濟學家所稱的「思考的工具」（apparatus of the mind），據以探究現代社會的運作，以及如何才能改善人類的物質條件；畢竟全人類的道德、情感、知識、創造等發展，都依存在物質條件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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