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明倫
吳寶春師傅是台灣很多莘莘學子的楷模與典範,他的故事也改變很多人對於「學歷、文憑等於能力」的想法。但是,當今天吳寶春師傅希望可以重新回到校園,申請名校EMBA的碩士課程,卻因資格不符而被拒絕了,也造成他可能出走至其他國家深造。多數媒體的評論與批判,關注於台灣政府沒有留住好的人才,國家社會應該擔負起留住人才的責任。但是,這個事件也凸顯出許多扭曲與變態的社會價值是我們習焉不察,且視為理所當然的。
媒體報導吳寶春事件後,教育部立即用「專案」的方式處理,並且發佈新聞稿,總統更強烈表達希望可以將吳寶春師傅留在台灣。政府對於吳寶春事件的處理是「個案」,還是「通案」?未來相同有名望的人士被大學拒絕之後,是否皆可以相同管道要求政府修改法規,並用「專案」方式處理?反觀今日如果換成是一位沒沒無聞,並且從小失學的底層工人,也想要進入大學或研究所就學,教育部會有這麼迅速與明快的決定嗎?媒體會有這麼大篇幅的報導嗎?如果台灣社會可以用同等的方式,對待從小失學卻沒沒無聞的底層勞動者,或許這才像是一個真正公義的社會。
EMBA的課程已成為企業家交流「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重要場域,因此,能夠進入台灣名校EMBA的學生,大部分是在業界具有威望與成就的人士,相對來說,「有閒階級」的企業家比較有機會能夠進入這樣的場域,因此,儘管學費非常昂貴,許多企業家仍趨之若鶩。很諷刺的是,台灣還有很多大學生在教育部門口抗議,在學費調整的公聽會上高喊「反學費」,更有許多年輕人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卻背負沉重的助學貸款;然而卻有企業家建議政府針對「學非所用」的博士課徵「教育浪費稅」。筆者不禁要問:台灣社會是否已經進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新紀元?
(作者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班研究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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