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Jonathan V. Last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女性一直受到自己國家獨生子女政策的粗暴對待。那些試圖生一個孩子以上的女性遭到罰款並被強制墮胎﹐她們的房子被拆毀﹐她們的丈夫也被開除職位。因此﹐如今中國女性的生育率僅為1.54。在美國﹐作為中產階級的典型代表﹐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的生育率為1.6。如此看來﹐美國也有它自己的獨生子女政策﹐只不過這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忘掉什麼債務上限吧﹐忘掉財政懸崖﹐忘掉所謂的封存懸崖以及福利懸崖吧。這些都只是表象而已﹐美國真正面臨的問題是人口懸崖──我們大多數問題的根源是我們的生育率在逐漸下降。
生育率指一個群體中平均每個女性在其一生當中所生育的子女數量﹐更替水平生育率為2.1。如果一個群體中平均每個女性生育孩子的數量超過了2.1﹐那麼人口就會增長。如果所生育孩子的數量不及2.1﹐人口數量就會縮減。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當前的總和生育率為1.93﹔該數據自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便始終未超過生育更替水平。
生育率的下降是目前我們面臨的許多最艱難的問題的起因。一旦一個國家的生育率持續降至低於生育更替水平﹐其年齡狀況就會開始轉變﹐老年人的數量會超過年輕人。最終﹐隨著數量龐大的老年人逐漸離世﹐人口數量開始縮減。這個雙重問題──老年人所佔比例過高以及人口總數縮減──具有巨大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
兩代人以來﹐我們一直聽到的教導是人口過多有什麼危險。然而﹐這個傳統觀念其實是錯的﹐而且是兩個層面。首先﹐全球人口增長放緩到了停滯的地步﹐將在60年內開始縮減﹔其次﹐如經濟學家埃斯特•博塞魯普(Esther Boserup)和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的著作所表明﹐人口增長會促成更多創新和傳承。想想看﹐自1970年以來﹐商品價格持續下跌﹐美國的環境變得更加潔淨、更加可持續﹐儘管其人口增加了逾50%。事實證明﹐人類的獨創性是最為珍貴的資源。
生育率低的社會不會創新﹐因為他們的消費動機基本上傾向於醫療保健。他們不會大力投資﹐因為隨著平均年齡偏高﹐資本流向維持和延長壽命﹐然後開始耗盡。這樣的社會無法維持社會保障計劃﹐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勞動力為退休者付退休金﹔他們也不能部署武力﹐因為他們缺乏國防資金和可在軍隊服役的青壯年兵力。
在近幾年﹐關於曾被人視為高居山巔的耀眼國家的美國是否正在衰退的政治討論有很多。但是﹐美國的衰落與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掌權無關﹐也與政治意識形態毫無關聯。從根本上說﹐它與人力資本的可持續性有關。無論在上個月宣誓就職的是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還是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美國依然會在最重要的方面──人口問題──衰退。它是引發其他所有事情的原因所在。
如果我們國家的生育率更高些﹐比如說達到2.5﹐即便是2.2﹐我們的許多問題都可能要可控得多﹐可是我們的生育率不會很快上升。實際上﹐它很可能還會往下降﹐降到比現在低得多的水平。
美國的生育率在建國之初便幾乎立即開始下降。在1800年﹐平均每個美國白人婦女生育七個孩子。（黑人婦女生育率最早的可靠數據始於19世紀50年代。）自那以後﹐我們的生育率就持續往下降﹐只有一個重大時期人口有增長﹐那就是“嬰兒潮”時期。在1940年﹐美國的生育率就已經處於生育更替水平的邊緣﹐但在二戰後又開始大增﹐這個增長勢頭維持了一代人。接下來﹐從1970年開始﹐它又開始像跌落的石頭一樣飛速下降。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有許許多多﹐比如說中產階級的工資開始長時期地停滯。大學教育成為大多數美國人的普遍經歷﹐這不僅使人們結婚更晚﹐也使養育孩子的成本更高。女性上大學的人數趕上男性﹐在後來還超過了男性。更重要的是﹐女性開始從事教師和護士以外的職業。此外﹐避孕藥以及同居的增長共同打破了性、婚姻以及生兒育女這個鐵三角。
這只是列出了部分原因﹐其中許多發展趨勢顯然是積極的。但是﹐即便是屬於純粹好處的社會發展也可能帶來嚴重後果。
到1973年﹐美國的生育率已經低於生育更替水平﹐幾乎其他每個西方國家也都是如此。自此之後﹐生育率大降的現象在全球範圍蔓延開來﹐全球97%的人口如今都生活在生育率正在下降的國家中。
如果你想看看一個國家把自己拉下人口懸崖後會產生什麼後果的話﹐看看生育率為1.3的日本就可以了。在上世紀80年代﹐每個人都以為日本正走在邁向主掌全球地位的道路上。然而﹐該國強勁的經濟表象背後卻隱藏著搖搖欲墜的人口結構。
日本的生育率在1960年開始降到低於更替率的水平﹐其中有大量複雜的原因（包括西方在戰後推動降低日本的生育率、養育孩子的成本飆升以及結婚率總體下降等）。到了80年代﹐日本的人口數量最終將縮減的趨勢已然顯而易見。1984年﹐人口學家小川直宏(Naohiro Ogawa)曾警告稱：“由於勞動力增長率的降低……日本經濟可能將放緩。”他預計日本經濟的年增長率在21世紀初的頭兩三年將降至1%甚至是0%。
從1950年到1973年﹐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一個很好的衡量經濟動力的指標──每年平均增長5.4%。從1990年到2006年﹐它每年只增長了0.63%。自1991年以來﹐日本的GDP增長率僅在四年中超過了2.5%﹐其年增長率平均為1.03%。
由於生育率低迷﹐日本的人口在2008年達到頂峰﹐自那以後其人口數量已經減少了100萬。在去年﹐日本成人紙尿褲的購買量首次超過了嬰兒紙尿褲的購買量﹐該國超過一半的土地被劃歸為“人口稀少的邊際土地”。按照當前這個生育率發展下去﹐到2100年日本的人口數量將不到現在的一半。
我們能夠阻止美國重蹈日本的覆轍嗎？我們擁有一些日本所不具備的優勢﹐首先是我們對移民持歡迎態度﹐宗教信仰也活躍﹐這兩點都有助於提振生育率。但是﹐從長期來看﹐答案是大概不能夠。
保守派會覺得只要我們能夠提供適當的鼓勵生育的稅收激勵政策﹐那麼美國人或許會像40年前那樣重新多生孩子。自由派會覺得只要我們能像法國那樣提供國營托兒所及其他政策﹐那麼女性就不必在工作和生育之間進行抉擇──它能解決問題。但是﹐證據顯示這兩條路所帶來的充其量只是微薄的效應。以法國為例﹐儘管它花費資金開辦托兒所﹐其生育率也沒能維持在生育更替水平。
這使我們將提高生育率的任務轉向國外。我們從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接收了一大批來自國境線以南的移民進入美國。移民人口阻止了美國向人口懸崖傾斜﹐如今美國大約有3800萬人是在美國境外出生的。（其中三分之二的人為合法移民。）若要理解這一點﹐想想美國每年僅有400萬嬰兒出生這一事實吧。
假如把這些移民及其相對較高的生育率從我們的人口結構剝離的話﹐美國會突然看起來就像歐洲大陸那樣糟糕的地方﹐後者的生育率即便還沒有日本那麼嚴重﹐也是只有區區的1.5。
依賴移民人口來支撐我們的生育率也會帶來一些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不大可能持續。在歷史上﹐生育率低於更替生育水平的國家會開始面臨勞工短缺的問題﹐因此會減少人口的輸出。在拉丁美洲﹐生育率下降的情況甚至比美國還要極端。南美許多國家的生育率已經低於生育更替率﹐它們輸往我們這兒的移民人數也非常少。此外﹐南美和中美洲其他國家的生育率也是急速下降﹐也許很快便會降至更替率的水平。
這正是墨西哥的狀況。該國在1970年的生育率達6.72﹐如今則僅為更替率的水平﹐在40年中下降了72%。過去墨西哥每年都有數十萬移民來到我們國家。然而﹐過去三年來﹐從墨西哥遷入美國的淨人口數為零。移民的減少在部分程度上大概與近期的經濟衰退有關﹐但是大部分原因可能源於人口結構的轉變。
至於已經在美國的拉丁裔移民﹐我們無法指望他們永遠都能在人口問題上有所幫助。長期以來他們一直承擔著這個重任﹐整個美國的生育率為1.93﹐而拉丁裔美國人的生育率達到2.35。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最近的數據表明﹐拉丁裔移民的生育率正以驚人的速度下降。僅舉一個例子﹐在2007年至2010年這三年間﹐出生於墨西哥的美國人的生育率下降了驚人的23%。
面臨這種人口減少的狀況﹐能夠維持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唯一方法是所有美國人──民主黨人、共和黨人、拉丁裔美國人、黑人、白人、猶太人、基督教徒以及無神論者──都決定生更多孩子。
問題是﹐雖然造人很有趣﹐但撫養孩子可不是這樣。大量研究顯示﹐如果將兩個各方面情況都一模一樣、只有生育狀況不同的人進行比較﹐有孩子的人比沒孩子的人的“非常快樂”的程度平均要低六個百分點左右。（這還只是有一個孩子的情況﹐每多一個孩子﹐快樂程度就要額外再降低兩個百分點。）
不過﹐養育子女應該從來都不是輕鬆愜意的事。美國人的生活在過去40年間所經歷的眾多變化推動了生育率下降。高居前列的生活理念是“快樂”是美好生活的目標。如果我們要扭轉這種下降趨勢﹐就需要將“人類的繁榮比衡量純粹的快樂有著更廣泛更深遠影響”這一理念重新引入美國社會。
我們還需要制訂巧妙的鼓勵生育的政策。美國政府無法說服民眾去生育不想要的孩子﹐但是可以幫助他們生育想要的孩子。以下為三個起點：
-- 社會保障。在美國﹐社會保障體系承擔著贍養老年人的大部分重擔﹐而傳統上這個責任都是落在成年子女身上的。讓政府介入養老事務的反作用是它首先降低了人們生育孩子的動力。美國蘭德公司(RAND)的一項研究表明﹐社會保障體系將美國的生育率壓低了高達0.5個點。
為了清除這個障礙﹐一些分析家提出將稅則精簡至兩個級別﹐大幅提高子女稅收優惠幅度。其他一些分析家則建議免除家長在撫養孩子期間的社會保障和醫療部分的工資稅──比如說生第一個孩子時減免三分之一﹐第二個孩子減免三分之二﹐生第三個孩子時則全部免除。（一旦孩子長到18歲﹐家長則要重新開始全額納稅。）
不論細則如何﹐它們的基本理論都是一樣的──減輕承擔著締造新納稅人（也就是孩子）的成本的人的稅收負擔。
--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從各個方面抑制了生育率。它使結婚年齡推遲﹐引發債務﹐提高了生育的機會成本並且大幅增加了撫養孩子的費用。如果你疑慮高校系統的經濟狀況不佳﹐可以想想這一點：從1960年以來﹐美國民眾生活中幾乎其他每個行業的商品的實際成本都有所下降﹐與此同時讀大學的實際成本卻上漲了逾1,000%。
如果將大學也視作一個產業的話﹐每個人都會呼籲發起改革。但目前的現狀卻是﹐政治家們在盡力說服每個美國孩子入讀目前成本過高的大學體系。我們如何能控制住大學教育的成本？首先﹐我們可以從消除大學作為文憑製造者的作用這一點開始﹐允許雇主自己舉行測試來考核意向員工。或者﹐我們也可以鼓勵各高校要更順應市場的力量﹐設立精簡的可授予聯邦學位的機構為通過某項課程考試的學生頒發文憑。
--地價差距。建立家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土地成本﹐它不僅決定住房成本﹐還決定了交通、娛樂、照顧孩子、孩子入學以及其他相當一部分事務的成本。雖然人口密集的都市﹐比如洛杉磯、紐約、華盛頓和芝加哥等﹐集中了最多的工作機會﹐但它們的土地成本也很高。改善公路交通系統和增加遠程辦公的機會將對幫助各家庭在生活成本低的地區生活起到很大作用。
上述這些想法只是一個起點﹐我們當然還需要其他措施來避免美國出現人口災難。如果我們想繼續引導世界﹐我們就必須找出一個增加人口的方法。
國內生產總值位列世界前十的國家的總生育率：
1. 美國：2.07
2. 中國：1.64
3. 日本：1.32
4. 德國：1.36
5. 法國：1.97
6. 巴西：1.9
7. 英國：1.83
8. 意大利：1.38
9. 俄羅斯聯邦：1.44
10. 印度：2.73
*2005年至2010年的平均數據。
數據來源：聯合國。
（本文作者喬納森•拉斯特(Jonathan V. Last)為《旗幟週刊》(Weekly Standard)的資深作者。他也是由Encounter圖書公司出版的《當無人生育時還能期盼什麼：美國即將來臨的人口災難》(What to Expect When No One's Expecting: American's Coming Demographic Disaster)一書的作者﹐本文即節選自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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