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精英的歷史責任

華爾街日報
王維嘉

過去30年中國民眾冒著制度風險，以草根的智慧和韌性創造出了一個世界經濟奇跡。這個經濟奇跡是民眾在對溫飽的渴望的驅動下以倒逼形式完成的。30年前農村實行的是人民公社制，是安徽小崗村的農民為了活命寫下血書偷偷地分了土地；30年前雇用超過八個工人就算犯了“剝削”罪，是“傻子瓜子”不管不顧地第一個犯了這個“天條”。執政黨的功績在於順應了人性，回歸了常識，在民間的推動下，逐漸由默許，到認可，到今天鼓勵民營經濟。是民間的自發動力把一個要消滅私有制的經濟體制倒逼成為了一個鼓勵民營經濟的體制，完成了經濟現代化的轉型。

中國2012年人均GDP已經超過6000美元。根據美國學者亨廷頓的研究，世界上人均GDP小於500美元的國家中90％是專制國家；500－6000美元專制和法治國家各半；6000美元以上90％是法治國家。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向現代法治國家轉型。轉型的動力仍然來自民間。這個動力就是民眾對基本權利的渴求。民眾希望改變30年前遺留下來的簡單粗暴的由政府單方面決定的利益分配方式。

在這個轉型中，中國的精英階層將發揮重要作用。精英們發揮什麼樣的作用首先取決於他們的身份。30年前中國沒有不同的利益階層，精英們只能依附在執政黨改革力量的周圍建言獻策，精英們無論貧富大小都在“操中南海的心”。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中國。企業家們最關心的是對產權的保護和政策上的公平對待；學者和媒體人最需要的是思想和言論自由；律師們只有在司法獨立下才能獲得職業的尊嚴。只有政府中的精英和服務於政府的研究者才有資格，有可能站在政府的角度進行“頂層設計”。而民間精英只能也應當以自己為主體考慮問題，提出要求。這也就是“喝地溝油的命不操中南海的心”。民間精英開始具備主體意識的一個判別是不會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頂層設計”上，而是著眼於自己能做什麼。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班子”身上是一種懶惰的思維方式，更不是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的核心是在給定的環境下做最多的事，“搶黃燈，繞紅燈”而不怨天尤人。當有了主體意識時，就不會因一席講話而欣喜，一個事件而悲憤。主體意識就是“活在當下”的態度，就是“淡定哥”精神。

但無論是政府精英還是民間各界精英都有一個共同的責任，就是推動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避免社會大的動盪。民間精英推動和平轉型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通過理性的利益博弈摸索出一套公平透明的博弈規則。

法治社會的重要特點就是具備一整套公開透明的由利益攸關方平等參與的利益博弈機制。只有當不同利益方都認可同一套博弈機制並且“願賭服輸”時，社會利益矛盾才能得到文明的解決。如前所述，中國目前的利益分配機制仍然沿襲了30年前的由政府單方面決定的，因而常常是簡單粗暴的利益分配機制。

以《勞動合同法》為例，政府的出發點是好的，希望調整新形勢下的勞資關系。但整個立法過程幾乎完全沒有“勞”和“資”兩個利益攸關方的參與（期間有過“征求意見”但這些“意見”毫無約束性）。這樣一個對企業有重大影響的法律的出台對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是晴天霹靂。許多企業的第一反應就是規避，即使像華為這樣的世界一流企業也只能是用重簽勞動合同的下策來對應。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現狀：沒有公開透明的博弈機制，利益攸關方不知道如何參與到博弈中來，只能事後設法規避或“搞掂”。這樣的結果不僅對企業和員工不利，對政府也不利。一個被博弈各方都不認可的法律不僅被輿論聲討，而且在執行中會被大打折扣。在金融危機時，許多地方政府迫於壓力將《勞動合同法》“暫緩執行”。

一個沒有經過合法性程序因而不被認可的法律不僅讓政府威信掃地，而且嚴重地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上有惡法，下出刁民”，從而使全社會永遠無法形成法治習慣。因而法治社會建設的第一步就是在各個領域由民間和政府一起共同摸索出一套共同認可的博弈規則。民間主動參與到立法立規過程中來，政府提供民間參與的條件。只有通過一個個具體的利益博弈過程，才能逐漸建立起各方認可的規則。法治的核心是程序正義，也即博弈的結果並不重要，只要程序合法博弈各方都要認帳。

民間精英在推動和平轉型中的最重要責任是領導社會自治。

人類的自然情感和自然聯系是保証社會長治久安最重要的基礎。NGO正是基於這種自然情感、自然聯系形成的組織，所以它一定是正能量組織。如果一個社會可以由基於各種興趣、各種利益、各種方式組成大大小小的NGO的話，就相當於在這個社會中織了很多很多網，任何一個個人都可能被織到某個網裡，這時社會的穩定性就大增。基於科學上的大數定律，一個組織的人數越多，這個組織的觀念一定越溫和、理性。一個社會組織化程度越高，利益越多元化，就越不容易走極端。所以一個社會自治程度化越高，就越穩定，並且越不依賴於外力，人的尊嚴程度越高。

中國是一個有自治傳統的國家，唐朝約有三萬的官員管理9000萬的老百姓，官民比例是1：3000；清朝是20萬官員，四億百姓，官民比例1：2000； 民國是50萬官員，五億百姓，官民比例1：1000。今天由納稅人養活的各種公務員非公務員大約有7000萬，官民比例1：19。 所以新任總理李克強的“約法三章”中有一條就是財政供養人員只能減少不能增加。

在過去中國傳統社會，這麼少的官員是如何管理這麼多百姓的？民國貴州一個縣總共只有12個官員，怎麼管理大概20萬的老百姓呢？秘訣在於依靠幾百萬個志願者，這幾百萬個志願者就是信奉孔孟之道的鄉紳，他們出錢出力出時間來修路修橋辦教育辦慈善，解決鄉裡糾紛。1949年以後，中國學習蘇聯把社會變成一個原子化的社會，這樣的統治就需要“一竿子插到底”，由政府把所有的事，所有的人統統管起來。這種統治同時需要把社會的所有自然聯系全部打散，因為任何一種人群中的自然聯系都可能不利於這種統治。這樣管理的成本必然大幅度增加。而且當這種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模式出現危機的時候，沒有橫向聯系的社會一定會亂。

當民眾不再相信官方意識形態時，當居委會大媽不再願意免費“抓特務”時，在一個利益分化矛盾激增的社會裡繼續堅持“全能管理”的唯一方法就是“用人民幣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過去十幾年中國財政收入每年是以高於GDP增長的速度在增長。但維穩費用增長比財政收入要快得多，根據清華大學的一個研究，2009年的財政收入為68447億，增幅11.7％，而維穩費用為5140億人民幣，佔當年財政收入的7.5％，年增幅達47.5％。如果以2009為基數，按這個速度增長下去，到2019年把全部財政收入做維穩都不夠。當然維穩費用不可能每年都以47.5％的速度增長，但只要顯著高於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就一定不可持續。李克強總理說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對依靠不斷增加費用的維穩體制將會是重大考驗。

社會自治的最大好處就是由民間自願地承擔了大量的社會管理成本。當志願者（如鄉紳）出於自願在管理社區時，他們花錢花時間花得高興，因為這種為社會的服務給他們帶來了尊嚴和榮譽。但傳統的自治和現代的自治有什麼區別呢？下圖給出了比較：

傳統的自治主要是基於熟人的自治，依賴於宗族或者是地域；自治的中間力量主要是士紳階層；他們信仰的價值觀和皇權官府是一致的， 就是孔孟之道。今天由於社會的流動性，社會組織形式基本上是基於生人的，生人只能基於契約。今天社會自治的中堅力量毫無疑問是各界的精英，特別是掌控經濟資源雇用大量員工的企業家們。和過去鄉紳類似，由於企業家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決定了他們有能力成為社會自治的領導力量。在今天全球化時代，為了中國成為一個文明國家和世界上受尊敬和有影響力的國家，我們的價值觀只能是人類的普世價值。

社會自治的第一步是精英們先學會自己的自治。如果精英不能先自治，就不會有全民的自治。沒有全民的自治，就很難建設一個成熟的法治國家。而精英內部的自治就是建立和發展各類的精英NGO組織。

目前精英的NGO無非是按地域、行業、經歷、興趣、社會議題或價值觀劃分的。分析精英NGO的形態可以有兩個主要維度。一個是利益訴求的方向，從關心個體利益到關心公共利益（注意，這裡沒有價值判斷）。第二個維度是治理結構，從靈活型到嚴密型。通常由少數個人主導的組織，它的治理結構相對來說會比較靈活，或者說少數熟人在一起，就會用靈活的結構。因為不需要太多煩瑣的章程。但是當一群生人在一起，人數又比較多的時候，只能採取比較嚴密的結構。

我們可以用上圖把一部分精英NGO標注出來。縱軸是利益訴求，橫軸是治理結構。凡是有明文章程的都在縱軸的右側，如果沒有明文章程而是靠大家默契的在左側。凡是公共利益的都在橫軸之上，小於行業訴求的都在橫軸之下。圈子的大小代表影響力。通常影響力大的組織都是關心公共利益並且對社會作出實際貢獻的組織。

中國企業家生態協會（又稱阿拉善，SEE－Society of Entrepreneurs and Ecology)是2004年成立的中國第一個企業家環保組織，有近200名會員。SEE的利益訴求是完全公共的，不僅和會員企業的利益一點關系都沒有，甚至跟行業利益都沒關系，純粹為了環保。SEE的治理結構是中國企業家NGO裡面最嚴密的，對章程的執行也是最嚴謹的。

中國企業家（亞布力）論壇是成立於2000年的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特別是民營經濟的一個企業家組織，有近百名理事。它的訴求也是非常公共的，但是畢竟關心民營企業還算是一種自利的需求。因為亞布力論壇創始理事是一幫朋友，所以治理上比SEE靈活。

數字中國囊括了中國高科技行業和風險投資行業的上百名著名企業家。 它是一個行業的利益訴求。也是因為由幾個比較熟的朋友創建，因而採用比較靈活的治理結構。

歐美同學會2005委員會由近200名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海歸組成，理事們有企業家、著名學者、律師、媒體人和藝術家。它的主要使命是“聯誼海歸精英，匯聚全球智慧，推動社會進步”。2005委員會有比較明確的章程和較嚴謹的治理結構。 口

各地的商會更多是關心自己企業的利益，通常商會都有明文章程，但各商會對章程的執行程度不同。目前中國還有許多私人基金會，基金會的利益訴求通常是公共的，如果捐助人是一個人或少數人，運作基本按照捐助人的意願進行的，除了少數之外，大多沒有嚴密的治理結構。中國在扶貧、教育、環保等領域還有很多草根NGO，他們是公共的訴求，但通常沒有嚴密的治理結構。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圈子，如紅酒俱樂部、高爾夫俱樂部。純粹是個人的訴求和非嚴密的治理結構。

民間精英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思想者，如學者和媒體人；第二類是行動者如企業家和律師。這兩類人在社會轉型中的分工是什麼？思想者應當主要是研究理論，學習經驗，傳播理念，而行動者則是探索建立理性的博弈規則，兩者都有領導社會自治的責任。

中國過去30年從計劃經濟成功地轉型為市場經濟並因此獲得了經濟的高速發展，讓我們看看中國市場經濟成功的要素有哪些：

第一，政府從默許到認可到今天鼓勵市場經濟。過去差點把“傻子瓜子”抓起來。但是鄧小平說我們要看一看，那時候是默許。從共產黨每一次的代表大會報告都能看出對於民營經濟都是越來越支持。

第二，敢於在不確定環境下探索的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

第三，從改革開放之初，大批的跨國企業進入中國來，和後來大批的管理學院和成功的中國企業為中國經濟發展培養了大批的管理人才。

第四，加入世界貿易和金融體系。

今後30年中國順利轉型為法治社會要具備那些要素？我覺得可以類比：

第一，政府從默許到認可到鼓勵公民社會。最近政府允許公益慈善類NGO注冊不必有掛靠單位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標志著政府已經從默許NGO到認可NGO。

第二，出現一批社會企業家和制度企業家。他們發揚企業家的精神，在不確定情況下去探索社會新秩序，特別是理性博弈規則。

第三，企業和成熟的NGO，要對新創和草根NGO做培訓培養人才。社會資金要大量用於支持社會組織，讓年輕人可以把NGO作為受社會尊重的職業選擇。

第四，要參與國際事務，如全球暖化，與世界一流的社會組織交流合作。

過去30年中國民眾出於對生存溫飽的渴望把一個要消滅私有制的體制倒逼成為一個鼓勵民營經濟的體制並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完成了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轉型。今後30年中國最大的變化將是民眾在對基本權利的渴求下把一個單向決定性體制倒逼成為一個多元互動性體制，並完成制度層面的現代性轉型。

今天的中國不缺對民主法治的向往，缺的是民主的訓練和法治的實施；不缺對不合理制度的憤怒，缺的是對合理制度的探索；作為人群中最幸運的精英們有義務回饋社會，最大的回饋就是推動中國和平穩定地轉型為一個文明法治的國家。作為最具有契約意識和實踐經驗並掌握了一定資源的各界精英也有能力參與轉型。探索博弈機制，領導社會自治，推動和平轉型，是當代中國精英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本文作者王維嘉是歐美同學會2005委員會共同創始人，阿拉善SEE協會創始會員，中國企業家論壇（亞布力論壇）創始終身理事；數字中國聯合會共同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