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中國文明的難民

英國金融時報
張立偉

《一九四二》在中國製作和公映是一個開天闢地式的事件，但中國觀眾似乎並不領情。有人指責馮小剛繼續“消費苦難”，有些則認定是“借古諷今”的初級水平，而主宰著影評市場的文藝青年們，從藝術性方面否定了馮小剛導演的努力。這是一個“一九四二式”的悲劇。

這些反應或許會讓馮小剛徹底絕望，事實上，筆者也有類似的心情。除了娛樂消費和藝術享受之外，中國人或許更要關註國家的命運，尤其是在每個人都惴惴不安的年代。這部受到審查限制的電影，再現的不只是一場歷史災難，也是有關國家未來的預言。

電影裡面有兩個中國，一個是政府（軍隊）和城市，吃喝玩樂；一個是災民與農村，飢寒交迫。將這兩個平行世界聯系起來的是美國記者白修德。在白的價值體系當中，政府與國民是契約關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不明白為何民國政府既不賑災，甚至封鎖他發布飢荒的消息。

“兩個世界”在中國幾乎是一種真理性的存在，他不知道在傳統的中國，官吏與百姓之間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官僚體系除了提供必要的治安與司法服務以維持社會秩序之外，幾乎沒有其他責任。“民間”則是一個扁平化的社會，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天災人禍只能依靠家庭以及由姻親、同學等組建的私人關系網。這或許是由小農經濟決定的形態，社會因為缺乏組織聯系而被馬克思比喻為“一袋馬鈴薯”。這種形態成為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的障礙，因為人們往往對於公共事務持有自私冷漠的旁觀態度。

馮小剛以過多且互不交叉的人物豐富了中國社會的一個斷層，他試圖組織各種細節來表達隱藏在背後的邏輯，這破壞了電影的故事性，也是讓影迷詬病的地方。但是，馮小剛的目的絕不是講一個故事，而是含蓄的解剖。

在這部電影中，統治階級遭到了客觀的抨擊。領袖要面子而忽視人的生命價值，即使遭受轟炸也要市民排練歡迎美國貴賓的儀式，要求打一場勝仗才有面子去開羅參會，關停披露災情的《大公報》，政府統計飢荒死亡人數只有1062人，而實際有300萬有餘。在官員邏輯里，國家利益和民族目標遠高於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人不過是蟲蟻般的存在：蔣介石要求國軍撤出河南，將難民的包袱甩給日本人，這樣“才能顧全大局”；司令蔣鼎文在河南飢荒爆發時還要徵糧，因為“人餓死土地還是中國的，仗打輸了，我們就都是亡國奴”。從上到下的官吏，在影片中追逐著私利，無情而又貪婪。即使法院的夥夫也因“這一趟災下來，咱們都成了官”而沾沾自喜，更別說撤退的國軍，即使在日軍轟炸時也不停止搶奪災民的財物以及女人。

災民只有家庭相依為命，沒有人和組織去救助這些可憐的人。他們又都是如此懦弱，任由官員和軍人搶掠。在這一群體內部，無處不在地充斥著“交易”。少東家借給花枝糧食要對方以性回報；栓柱在老東家被迫給了三個大洋後才去找救兵；老鄉拿了小米才幫老東家驅趕流民（一人三升小米，“跟龜孫乾了”）；老東家暗示將女兒星星許給栓柱換取其在逃荒途中的保護；栓柱想用餅乾換取星星的身體，花枝也想用身體換餅乾（你給我餅乾，我跟你睡），最終她搶走餅乾，因為栓柱把他老公弄丟了（一條命，值兩塊餅乾），等等。

影片的高潮發生在家庭的瓦解：星星主動去做妓女（你讓我討個活命，把我賣了吧）；花枝要求栓柱與之成婚並發生性關系，這樣栓柱就能以丈夫的名義將她賣掉換點糧食，但必須承擔照顧自己兩個孩子的責任。在這兩場交易當中，“明”的是兩個女人各屬父親與丈夫的私產，被他們賣給妓院和農民；暗的則是兩個女人為了活命而用幾升小米與父親、兩個孩子“交易”了血緣責任。真實的歷史則比這更為殘酷——有些父母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

影片以飢荒所設置的困境，表現中國人的“生存哲學”，讓人覺得，這些人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存本身，以及其他原始的欲望。電影中的國人唯利是圖，無情，貪婪，毫無禁忌，等等。這樣的民族性最終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統一起來，白修德則試圖以文明將兩個部分融為命運共同體。在電影中，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人民，都在各逐其利，同類相殘。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諾貝爾獎委員會寫給莫言的授獎詞：“這是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或者憐憫的世界，這個世界中的人魯莽、無助且荒謬”。

對於“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沉重的使命之一，從魯迅到柏楊，以及新近受到爭議的莫言。或許因為人口、氣候等原因，歷史上中國人長期物質匱乏（貧窮飢餓），而且通常沒有宗教的約束，讓自私自利的實用哲學與叢林法則大行其道；只有家庭而無社會的結構，導致公共精神缺乏，對陌生人所遭受的苦難視而不見。在一個重視物質利益而又自我泛濫的社會，相互攀比成為精神支柱，愛面子、仇富等成為某種“中國人格”，就像電影里瞎鹿的母親說的，“鬧災好啊，地主和咱一樣了”。

過於頻繁的飢荒和戰爭共同構成的不安全感，已經融入到中國人的民族基因里。為了獲得安全感，只有成為特權階級的一員。特權意味著可以統治和剝削別人，有資源分配優先權，並得到暴力機器的政治保護，正如電影當中那些錦衣玉食的官員一樣。中國人因此信仰和崇拜權力，其另一面則是奴性，專制和腐敗有了文化土壤，權力私有化，政府人治化，社會關系化。

即使在現代中國，這些流淌於民族血液的“生存理性”仍然大行其道，政府通過發展經濟（滿足物欲）與維穩（提供秩序）提供安全感，並以此獲得政權的合法性。但仍然有數量驚人的年輕人報考公務員，試圖進入體制內尋求權力帶來的安全感與利益。與此同時，大量富人因恐懼“仇富”而移民他國。事實上，中國各個階層都有越來越強烈的不安全感，甚至政權本身也感受到了威脅。

中國人雖然變得越來越富有，但相互攀比讓貪婪更加膨脹，這不僅影響到本國，危害還擴展到國外，國家面臨環境污染、政府腐敗、公德盡失、社會不公等挑戰，但少有人關心社會，人們只關心自己的錢包。大部分抗爭者也不是想要公民應有的權力和尊嚴，而是在既有體制下爭取自身利益，滿足了利益要求，制度不公不再是自己考慮的事情。現代中國依然是一個無組織的原子化社會，“國家不能依靠，他人就是地獄”，所以，人們無須考慮國家的未來和社會的責任。

必須承認，從文明水平的角度觀察，1942年與2012年的中國沒有什麽區別，我們都是“中國文明”的難民。《一九四二》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邏輯：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麽樣的政府，一個斥罵腐敗的中國人，往往其實也都渴望獲得特權。這也是中國文明轉型面臨的悖論：一盤散沙而又自私自利的普通民眾，適合威權統治，因為“人民素質低”；但缺乏民眾制約的專制權力必然成為滿足官員私利的工具，製造革命的力量，陷入“革命產生暴君，暴君產生革命”的輪回，就像電影最後的旁白：蔣介石被趕到了台灣。

因此，馮小剛在談論《一九四二》時流露出悲觀的情緒，他認為“中國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別大”，而且人們在相互鬥爭中能夠獲得快感，重新回到“人吃人”社會也是現代中國人所集體憂慮的。中國進入一個人人沒有安全感的時代，生活隨時找你的麻煩，社會也可能隨時坍塌。

中國還有機會跳出“歷史周期律”。事實上，所謂中國的民族性是環境和組織形態的產物，但自私是人類的天性，就像理查德•道金斯所揭示的，人本身就是基因求生的機器。我們不能過度指責陰暗的人性並讓它為國家的失敗承擔責任，也不應試圖引入宗教力量或者意識形態改造靈魂，中國只需要一個好的制度改造生存環境，就可以讓整個民族和國家獲得新生。

讓我們再回到災荒。阿馬蒂亞•森在研究飢荒歷史時發現，從來沒有任何重大飢荒在一個民主國家中發生，即使這個國家貧窮。他認為飢荒是因為許多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是權力失敗的產物。1942年的飢荒顯然亦是“人禍”，事實上，中國過去百年遭受的種種政治苦難以及目前的轉型困境，皆因國民被剝奪權利，國家繼續著統治與被統治的粗暴政治。

中國跳出歷史周期律的唯一選擇，就是給人以基本的權利。這不需要艱難而又復雜的改革，僅僅需要執政黨遵守自己制定的憲法，尤其是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一個根深蒂固的專制文明向民主制度過渡的社會，最重要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允許公民自由組織結社，參與公共事務，實現自我治理，培養公民意識，尊重法律與規則。

在國家與國民之間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可以改變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劃定國家權力的邊界，阻止政府以國家利益為藉口侵犯個人權利和公共利益，這樣既可以制約公權力，建立一個平等、民主的社會，又可以促進公共精神的產生，有利於強化社會凝聚力與公共秩序。

《一九四二》脫胎於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應有“溫故知新”之意。中國人喜歡在歷史中尋找生存和鬥爭的智慧，但是災難總是被政權遮蔽和國民遺忘，“溫故而不知新”是民族悲劇的根源之一。網絡上曾有一個頗為經典的說法，“一個民族的落後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後，而其精英落後最顯著的標志就是他們經常指責人民的落後。”這樣的民族，將是一個在“素質論”中坐以待斃的民族，用以掩蓋權貴的貪婪以及精英的投機，沒有人想為這個國家負責，即使大廈將傾也會有擠滿搶掠的人群。

如果白修德再世，他將驚訝於一個民族的停滯，他依然會看到兩個平行的世界，似乎從國民到公民的距離永遠都走不到盡頭。感謝馮小剛導演，他冒著商業虧損的風險盡到自己的國民責任，他試圖提醒每一個中國人，我們依然是“中國文明”的難民，可惜，沒有人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