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格里高利·曼昆 (N. Gregory Mankiw)
華盛頓近期關於移民政策改革的言談讓人想起了喜劇演員帕特·保爾森(Pat Paulsen)，他每隔四年就會表演一出山寨版總統競選。
保爾森會說，“我們今天在美國面對的所有問題，都可以追溯到當初美洲印第安人愚昧的移民政策上。”
這句諷刺飽含着絕妙的真理。今天，幾乎所有美國人都因當年的移民政策而受益，這些政策使得我們的祖先到達邊境時受到了歡迎。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常常對部分美國民眾向移民表現出的敵意而感到吃驚。我們這一行的許多人對移民的態度要好得多，這是出於三個主要原因。
首先，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那些保守派的，都有一種自由主義傾向。自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向我們教授了自由市場的妙處和無形之手的魔力，我們不願意去禁止成年人之間的互利交易。譬如一名美國的農場主希望僱傭一名工人去採摘水果和蔬菜，即便這名工人恰巧生在墨西哥，這似乎也並非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來阻止這場交易。
其次，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那些自由派的，都有一種平等主義傾向。他們信奉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理論，相信應當特別考慮到政策對最貧困者的影響。當考慮移民問題時，有一點是沒有太大疑問，那些情況最不好的人和那些與政策結果息息相關的人，都是窮苦的工人，他們渴望來到美國為自己和家人掙得一個更好的生活。
第三，各派經濟學家都承認，我們自己的職業因為國外人才的湧入而受益匪淺。就在過去幾周里，我擔任主任的哈佛大學經濟係為兩名助理教授的職位招來了六名候選人。在這六個人中，三個是美國人，一個是德國人，一個是阿根廷人，還有一個新西蘭人。而這兩份工作將提供給兩個被認為最具教師和學者實力的人，不論國籍。
外國出生的經濟學家帶來的競爭，增加了美國經濟學家取得最佳職位的難度。但如果美國經濟學家為此進行爭辯，這將是虛偽的表現，因為我們一直在鼓吹，對所有的國家而言，只要他們是在追求一種自由開放的貿易政策，就一定能夠完全獲利。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紡織品和飛機之類的製成品，還同樣適用於勞動服務，包括經濟學講座。
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是全世界最好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長期以來這個體系採用了全球化的招聘途徑。國外最優秀的學生往往會來美國讀博士，而他們中最優秀的人又往往會留在美國，成為美國一些院系的教師。在哈佛大學我所在的系，就有生於加拿大、英格蘭、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奧地利、波蘭、印度和南非的教授。
來自外國的這種競爭，可能會降低像我這樣出生在美國的經濟學家的薪水，但它讓大學更好了，這讓學生受益匪淺。而且，這樣的競爭降低了大學的勞動力成本。現在，很多家長都對高昂的大學學費感到震驚，但其實情況可能會更糟糕。
大學願意利用外國的人才也意味着，我們的學生能師從全世界頭腦最優秀的人。美國令人讚歎的高等教育體系是整個經濟的增長引擎，而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國外學者的到來。
我明白，並非美國的所有員工都能像哈佛大學的教授那樣平靜地接納生於外國的競爭對手。對於那些技術和機遇都更少的人而言，尤其如此。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接受任何高等教育的員工的工資停滯不前，而那些擁有高等教育學位的員工的工資則在增長。推動這些趨勢出現的主要動力是技術變革，相比於沒有技能的員工，技術變革傾向於增加對有技能的員工的需求，和對國際貿易的需求，不過對國際貿易需求的增加程度較小一些。但沒有技能的海外移民可能是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一個原因，當這些移民和生於美國的沒有技能的員工競爭同樣的工作時，這一點實在太明顯了。
解決工資停滯的最好辦法是提高美國人的教育水平。這說來容易做來難，儘管如此，此項任務勢在必行。我們不會通過剝奪其他人的美國夢（他們希望實現美國夢）來從本質上幫助那些已經身在美國的沒有技能的員工。
最後，即便作為一名致力於進行理性的政策分析的經濟學家，我也得承認，有關移民的爭論也存在發自肺腑的情感因素。就我而言，這是由家族歷史造成的。
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來自烏克蘭的移民，他們是在大約一個世紀以前來到美國的。他們當中沒人接受過四年級以上的教育，而且當他們踏上新祖國的土地時，沒有一個人會說英語。然而，他們找到了工作，維持了生計，還養活了家人。他們過着樸素的生活，但他們子女的生活比他們的好，而孫輩的生活又要更好一些。
對我來說幸運的是，美洲印第安人並沒有採取保爾森所說的那種“明智”的移民政策。
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曾擔任前總統喬治·W·布殊的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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