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職場女性，一場爭奪日托中心名額的競爭

紐約時報
HIROKO TABUCHI

東京—奧村彩加(Ayaka Okumura)剛懷上身孕就開始擔心能不能保住那份管理工作了。而僅僅一代人之前，這樣的工作還是女性無法企及的。因為那時的日本女性通常只能擔任沒有前途的“辦公室女職員”的職位：沏茶、接待訪客。

比起眾多對“一切兼顧”不抱希望的美國女性，奧村從一開始就有一個重要的優勢。日本政府資助全國各地數千家日托中心，為各收入階層的家庭提供服務，它還要求護理人員必須通過嚴格的幼兒護理和教育的考試，這通常需要經過兩年的專業學習。
但是，公共日托體系的質量問題，以及隨着更多女性步入職場，日托中心名額愈加不足，造成了許多似乎難以解決的問題。女性們越來越急切，被迫每年加入一場日托中心名額的競爭。競爭極其激烈，日語里被稱為“保活”(hokatsu)，很多人說，這甚至超過了大學畢業後的求職競爭，而後者向來以充滿壓力著稱。

如今，筋疲力竭的奧村在“保活”大戰中已經算是身經百戰了。幾個月里，當時30歲的這位準媽媽拖着越來越重的身子，奔波於一個又一個日托中心之間，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她利用有限的、從工作中抽出的時間，在一份份等候名單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其中一些名單上的人數早就超過了200人。

等到她去年晚些時候生下女兒綾音(Ayane)時，她已經去過東京44處日托中心了，她計劃中最後一次去看日托中心是她的預產期當天，但是當她開始出現宮縮後，取消了計劃。

一天，當她從一座置於兩座高樓間的日托中心走出時說道，“我要瘋了。為什麼找日托中心會這麼難？”

在迅速老齡化的日本，不僅是家長們承受着這樣的巨大壓力，一些政府官員也開始將日托中心名額的短缺稱為一場危機。他們說，這場危機會迫使一大批年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離開職場，而她們的收入本可以幫助提振國內消費。他們認為這將損害日本重振低迷經濟的種種努力。

專家們說，更令人不安的是，日托中心名額的短缺，特別是價格較低的公立幼兒園名額的短缺，可能會使得更多女性確信，她們應該放棄養育超過一個孩子的念頭，或者根本不要孩子了，這將進一步打擊這個國家的出生率。日本已經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了。

然而，日本的公共債務已經是它經濟規模的兩倍多，公共開支也集中用於日漸龐大的老齡人口。在這種情況下，日托的問題很難得到迅速解決。

婦女權益倡導人士稱，這一問題的根本是，上班族母親如今面臨兩重困難：對她們不利的新的人口趨勢，以及認為女性應該在家帶孩子的傳統偏見。

齊藤真里子(Mariko Saito)在一家東京的醫藥公司工作，積極呼籲增加日托設施。她說，“人們會問我：你的工作有那麼重要嗎，非得把你的孩子放到幼托中心？你為什麼如此自我中心？但是，我不是為了自己而工作。和我的丈夫一樣，我是為了負擔這個家庭而工作。”

當日本在二戰後建立起它的現代日托中心體系時，政府認為，這一體系將服務於沒有其他地方送孩子的人們，如單親母親。

然後，隨着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的破滅，年輕男性發現，要找到一份穩定、高收入的工作更難了。挺身而出的妻子們，或者那些厭倦了低端工作的女性，開始突破職場限制，找到了一些她們懷孕後也不情願捨棄的工作。

但與很多美國女性不同的是，日本的年輕媽媽幾乎沒有多少選擇，除非她們的父母能夠伸出援手。由於移民的難度非常大，在日本也很難找到外籍保姆。

因此，她們只能求助於政府資助的幼托中心。由於總體需求大，全國的等候人數已超過2.5萬。政府估計，各種日托中心的等待人數加起來會再多幾萬，但很多家庭已經放棄等待。

越來越多的家庭嘗試進入不受政府資助的私立日托中心，但它們的費用可能是公立日托中心的兩倍，而有時看護服務的水平卻更低。但在日本的城市，甚至連私立日托中心都已經爆滿，令人絕望。

一些家庭急於進入公立日托中心，他們不惜完全改變生活，搬到一些眾所周知的排隊人數較少的城區。奧村尋求“保活”之路和很多人相似。

首先，她向當地政府提出申請，像很多政府一樣，他們也實行一種計分評級系統，盡量確保每個孩子在進入政府資助的日托中心時，都享有公平的機會。

由於她和丈夫都從事全職工作，他們得到了非常高的起評分——40分。單親家庭及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庭會得到額外的六分，但奧村家至少沒有丟分。能夠照料綾音的祖父母住在附近，本來會是一個不利因素。

奧村家所在的品川區位於東京海濱，該區的官員告訴他們，他們的機會渺茫。

於是奧村就開始穿梭於市里的私立日托中心，走過一排排放置小鞋（在門口脫鞋）的隔間、一堆堆午睡的拉絨蒲團及成群的兒童。（奧村幾乎都是獨自一人前往這些地方，因為她丈夫的工作非常忙。）如果公立日托中心拒絕她的申請，她計劃回到這些私立託兒所。贏得公立託兒所入學資格的幸運者會退出私立託兒所的申請，而剩下來的焦急的母親們則會積極爭取這些空出來的名額，奧村也準備着加入這場年度競爭。

新任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承諾會開設新的日托中心，但考慮到日本的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及他們的參政積極性，目前尚不清楚安倍晉三能兌現多少承諾。據一個政府下屬的研究組織透露，在日本，將近70%的社會福利開支投向65歲及以上的老人，用於兒童及家庭方面的不到4%。

“這已經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幾家託兒所的創辦人駒崎弘樹(Hiroki Komazaki)說。“如果我們不為後代投資，我們必然會迎來一個老齡社會。”

在東京世田谷區近期舉行的市議會會議上，就可以看出這種政策偏向，該區是這個國家日托中心排隊人數最多的行政區之一。在花了很長時間討論成人紙尿褲的發放問題後，會議轉到日托中心這個話題上，但之後並沒有決定採取任何行動，這讓觀眾席里關心該問題的母親們非常失望。

最終，精疲力盡的奧村終於走運了，她最近贏得了進入眾人羨慕的一所公立日托中心的名額。但她還沒有做好接受這個結果的心理準備。

“我希望能有更多時間與女兒在一起，”她說。“我有太多擔心，也已經疲憊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