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經濟學如詩
韋森
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他卸任前的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中國政府已把2013年中國GDP增長目標定為7.5%。自2012年始，中國政府已經連續兩年把GDP的年增速目標定在8％之下了。尤其是在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還特別強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產能相對過剩的矛盾有所加劇；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問題並存”，等等。這說明中國政府決策層對當前中國經濟的判斷是理性、務實、清醒且確當的。
近期以來，一些經濟學家和財經界人士看到2012年第四季度和今年1月份中國的一些宏觀數據向好，尤其是看到2013年1月份的商業銀行貸款遽增到1.07萬億元，便判斷中國經濟已經築底回升，甚至有些經濟學家開始擔心2013年中國經濟會再度過熱。這樣判斷可能有點過於樂觀和過於短期化了。中國經濟增速在經歷了連續七個季度的下滑之後，2012年第四季度一些宏觀經濟指標回升，可能是短期“補庫存”的一個表現。筆者的判斷是，整體而言，經過改革開放後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後的30多年高速增長，盡管在補庫存的短期驅動下2013年中國經濟的表現會不錯，年終完成政府工作報告所定的7.5%增長目標也許沒有多大問題，但這也許並不改變中國經濟正在從一個9％以上高速增長階段向一個中速乃至中低速經濟增長期漸進過渡的趨勢。
中國宏觀經濟增速正在下移，這應該是個趨勢。其根本原因在於，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在人類社會現有科學技術發展階段上一輪工業化的中後期。其表層現象是，到2010年中國就有220多種產品的產量已經居世界第一，鋼鐵、水泥、煤炭產量已經超過世界總產量的一半。深層的問題則是，目前幾乎中國所有制造業均出現產能過剩，尤其是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焦炭這些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較為嚴重，光伏、風電設備這些新興產業近兩年則出現更為嚴重的產能過剩。
按照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在2013年3月6日 “兩會”期間答記者問中所提供的數據，中國的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焦炭這些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率在25％-30％之間，而光伏產業的產能利用率還不到60%，風電風機的產能利用率不到70%。另外，一些最新數據表明，近些年來迅速發展的中國汽車產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過剩率據估計也達到了28.5%。這裡更不用說家電和其他日用品行業了。按照廣晟財富投資基金公司經濟學家劉海影博士不久前的研究，目前中國各行各業的綜合產能過剩率已經超過30％，雖然還沒有日本高（超過40％），但已經與韓國1997年危機前的水平差不多。
從國際上來看，盡管美國經濟在未來一兩年會有溫和復蘇，可能有超過2％的經濟增長，但歐盟國家、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還將深陷這一輪長蕭條。按照歐盟委員會2013年2月份的預測，繼2012年歐盟經濟整體萎縮0.6%之後，2013年整個歐元區經濟將會再度出現負增長。即使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在未來數年中有溫和復蘇，但由於這些年中國制造業產品成本的上升，其中包括勞動成本的上升、政府稅收的增加以及人民幣的升值，中國原來的許多傳統出口產品，正在國際上逐漸失去競爭力。在此情況下，中國的單月外貿出口差不多已臻頂峰。
中國外貿出口增長漸臻頂峰，不僅僅將會通過淨出口這一個渠道對未來中國GDP增長貢獻甚微，甚至為負，而且又反過來制約與外貿出口相關聯的企業投資，以及在中國各地前些年遍地舖開的開發區、產業園和科技園的投資。企業投資不振，而政府公共設施和基建投資又受限於各地方政府已有的沉重負債。即使今後幾年各地方政府靠大規模地發行城投債來繼續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但憑政府推動的基礎設施投資已經無法單槍匹馬地支撐未來中國投資的高增長了。在此格局中，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和決策層人士均相信，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只有指靠啟動國內居民消費了。
然而，問題是，居民家庭消費的啟動，是一個緩慢過程。居民收入佔中國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多年連續下降，中國的社保、醫保和教育政府財政投入不足，又嚴重制約著中國居民家庭消費的增長。更為重要的是，在目前人類社會科技發展水平上，中國普通家庭的家用電器、電腦、甚至汽車，都差不多是目前最新一代產品了，導致這些家電產品在國內市場上基本上已經飽和。在這樣諸多因素綜合制約的復雜格局中，又怎樣期望中國的居民消費近期有個大幅度的增加，以補上外貿出口和投資放緩所將留下的“增長缺口”？另外，通觀人類社會近代和當代經濟史，任何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期時期，都是投資高速增長時期，幾乎沒有例外。一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從投資轉向消費，這本身就意味著經濟增速的整體下移。
在中國外貿出口、投資和消費的上述格局中，許多經濟學家和政府決策層的經濟學家把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寄托於中國城鎮化的加速，以及中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現在看來，這一發展思路目前仍值得懷疑。綜觀人類社會近現代和當代經濟史，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的城鎮化都是工業化的結果，而不是相反（在2012年復旦的一次講座中，劉海影博士最早提出了這一判斷，當時還有些懷疑。現在看來，至少在近現代社會中是如此。在古典和前現代社會中，城市化顯然主要是由商業化來推動的）。如果這一邏輯是對的，既然現在在整體上判斷中國經濟已大致進入這一輪工業化的中後期，城鎮化進程會自然放緩。這說來不只是一個理論推斷問題了。
譬如，就在中國政府新領導人乃至全社會都在冀望未來中國的城鎮化將會為未來的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源的今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最近則預計，2013年中國城鎮化率僅增長0.77％，而過去多年來則一直維持在1個百分點之上。這說明，中國的城鎮化，不是在加速，而是在減速。為什麼是如此？道理說來簡單：如果說中國這一輪工業化到了中後期，城鎮化又怎麼會加速？市場經濟來了，難道政府還要像三峽大壩建設期間靠行政命令將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不成？即使把農民動員和遷移到城鎮中，如果沒有就業機會，又讓他們做什麼？打撲克，搓麻將？由此看來，全社會要對中長期中國經濟增速逐漸下移有合理預期，不可再逆市場經濟運行的自然法則來人為制造和推動城鎮化，更不可盲目為人為推動的城鎮化而進行過度的基礎設施投資擴張，那樣最終只會把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最近，美國達拉斯聯儲高級經濟學家王健博士有一項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他發現，在二戰後，一些快速增長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時期後，均不是宏觀經濟增速平滑逐漸地下移，而是突然下一個台階，然後再下一個台階。我自己之前發現，日本經濟增速從1955年到現在，曾下過三個台階：從1955到1973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速為8.89％，1975年至1990年為中速增長期，年平均增速為4.29％；1990年後，日本陷入長期的蕭條期，到2011年，這20多年年平均增速只有0.85％。
根據王健博士最近的研究，香港從1974年第一季度到1988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率為8.2％，但從1989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二季度僅為4.0％，很明顯地下了一個台階。韓國從1971年第一季度到1997年第三季度平均增長率為9.1，從1997年第四季度一下子就下一個台階，到2012第三季度這15年間僅為4.0％。新加坡1976年第一季度到1997年第三季度平均增長率為8.2％，1997年第四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下一個台階到5.3％。台灣1962年第三季度到1995年第二季度平均增長率為8.8％，但從1995年第三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僅為4.3％。
按照東亞這些快速增長經濟體已經走過的路子，我們今天不禁會問這樣一些問題：是否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1973年日本、1988年香港、1997年韓國、1997年新加坡和1995年台灣的位置？是否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哪一天也不是漸進性下移，而是也突然下一個台階？ 當然，這裡要指出，即使中國經濟增速在未來有一天降到6%-7％，這仍然不是一個悲觀的結論。因為，就人類經濟近現代發展史來看，這仍然是一個很高的速度，這也正與除日本以外的上述東亞經濟體一樣。
在目前中國經濟撲朔迷離的發展前景中，中國政府決策層顯然已經充分認識到未來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壓力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和發改委主任張平的答記者問均表露了這一點。正是在目前的中國經濟格局中，筆者認為，如果政府再人為定高GDP計劃目標，各級地方政府再層次加碼，全國自上而下保一個不可為之的GDP增長高速度，這等於一個已經到了中年的長跑運動員還要靠吞服興奮劑來維持自己的高速記錄一樣。這樣下去，只會有損於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降低13億中國人的福祉。
正是基於這一判斷，筆者在這兩天的一些訪談和兩會評述文章中，建議中國各級政府可考慮在未來每年的工作報告中，不再制定年度GDP增長目標，而把經濟增速留給企業、民間和市場。這樣也許會更加有利於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和社會轉型。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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