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亨利•保爾森
上周，中國公佈了新一屆經濟領導團隊名單，開啟了切實推進金融自由化的大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改革承諾將接受初步檢驗。對於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而言，改革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中國目前的有利條件是，有上世紀九十年代改革的豐富經驗可供參考，特別是在銀行業領域。而且，當前的形勢強烈要求中國政府推進改革，以滿足公眾日益高漲的期盼——中國公眾期盼政府採取新的、更強調公平的經濟發展模式。
為什麽上世紀九十年代會與現在密切相關？原因主要有兩點。首先，九十年代的部分改革措施是在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出台的。當時的中國尚無法將自身與境外市場的波動隔絕開來，今天要屏蔽外部的影響就更加難以想象了。當前中國經濟總量已逾8萬億美元，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的合計規模則為35萬億美元。中國無法對困擾後三者的財政和經濟增長問題保持免疫。
其次，中國政府在經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數場政治危機之後又於九十年代面臨公信力危機，中國公眾當時極其期盼政府能夠有所作為。目前，中國公眾的期盼再度高漲——部分原因在於，雖然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日漸崛起的中產階級在現行經濟增長模式下的收益卻不斷下降。
不論新政府中的各項職位如何分配，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等與我打了數十年交道的高級官員都明白，在將一個儲蓄大國變為一個投資大國的過程中，金融改革必須發揮關鍵作用。中國領導人很可能留用或提拔周小川以及中國投資公司(CIC)董事長樓繼偉、中國銀行(BoC)董事長肖鋼、中國工商銀行(ICBC)董事長薑建清等其他改革派官員。
對於中國普通公民來說，缺乏可選投資渠道、通貨膨脹（目前處於十個月高點）以及儲蓄賬戶低利息等因素意味著，他們儲蓄的實際收益為負。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卻能夠以低於市場水平的利率融得資金。
這種廉價資本的過度供給導致中國缺乏培養企業長期競爭力所需的市場紀律。中國經濟的運行效率也因此受損，因為資本未能流向民營企業並用於生產效率更高的投資，而民營企業是推動創新的主體並代表了中國經濟的未來。當前全球經濟領域面臨的挑戰，尤其是歐洲的財政緊縮以及美國的財政赤字，凸顯出中國推進更大膽金融改革的必要性，例如放鬆對外資流動的管制以及提高匯率的靈活性。
必須承認，中國政府在金融改革領域取得了巨大進展，例如對銀行實施的結構重組、發展國內債券和股票市場、資產管理公司以及監管體系。中國政府對匯率改革也表現出了很大決心，因為它意識到若不實施匯率改革，國內資本市場將無法有效運轉。
但在近年來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影響下，中國金融改革的緊迫性應該是加大、而非減小了。2009年中國政府推出金額高達5860億美元的銀行信貸刺激之後，產生了棘手的副作用。兩個原因導致這些副作用難以消除。首先，由於官方乾預導致人民幣匯率被低估，中國央行失去了一個對付通脹的有力工具。其次，在對非銀行或“影子”信貸缺乏充分監管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想要有效收緊流動性變得難上加難。影子信貸問題棘手的原因，還在於其不透明性、以及其造成的信用風險和潛在的泡沫。
中國新一屆經濟領導團隊很快將迎來考驗，其中有三項改革極為關鍵。第一項是利率自由化。這是促進資本有效分配的必要條件，此外，它對於確保貸款被導向充滿活力但缺少資本的民營部門有著重要意義。
第二項是，中國必須改革地方政府的融資機制，因為不斷膨脹的地方債將阻礙中國將城鎮化作為增長主要引擎、進而轉向消費驅動型經濟的計劃。合法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預算權力的下放以及更加公平的稅收收入分配都是中國亟需的。
但在金融服務業以及資本市場領域的多年從業經驗使我相信，改革最為關鍵的要素在於開放市場引入外部競爭。
我從未聽說有哪個國家擁有富於競爭力的資本市場、同時卻不允許全球最優秀的金融機構與本土機構公平競爭。
組建合資金融企業不能產生最優結果，因此，取消有關外資金融機構必須以合資形式參與中國市場的規定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還應取消對外資金融機構經營領域的剩餘限制，允許它們在遵守中國國內法規的前提下，按照它們在其他主要金融中心一樣的模式運營。
改革可能帶來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但我相信，中國要破解當前面臨的發展難題，就必須對資本市場進行重構和深化。改革行動過於遲緩所帶來的風險，可能超出很多中國人的預期。新一屆經濟領導團隊必須吸取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經驗教訓，抓住當前的機會果斷採取行動。
本文作者是保爾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主席，2006年至2009年間任美國財政部長，還曾擔任高盛(Goldman Sachs)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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