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生為何信仰基督

紐約時報
李雪莉

一個冬日的星期天，北京一所知名藝術院校的宿舍樓里，其它的學生正懶散地打着哈欠，杜佳妮和她的室友們卻已經早起開始唱讚美詩歌。這三坪大（約10平米）的女生房間里，有着宿舍少有的清麗潔凈。大學四年，這間寢室里的四位中有三位都成了基督徒。

杜佳妮打開她的私人衣櫃，櫃門垂落着一個十字架，櫃里擺着十來本公用聖經和印製精美、給初信基督者的學習教材。她說：“就是為了能夠提供給來這裡聚會的同學，沒有聖經的，就讓他們拿來看的。”她每周帶着同學和室友查經，連手機鬧鈴都改為經文：“懶惰的人啊，如果你再睡覺，就會使你貧窮起來。”女孩們低頭、手把着手禱告。這樣的敬拜，專註的追求，驟然與中國轟鬧、糾結的時代氛圍，阻隔起來。
如果把時間調回四十年前，那時的中國年輕人，人手一本毛語錄，心中沒有神，也沒有毛以外的權威；而四十年後的中國青年，卻開始讀起各類宗教經典。

即便在擁擠得讓人無法坐定神安的北京地鐵車廂里，也能看到有人專註讀聖經或佛經的畫面，突兀而銘刻。

雍和宮裡焚香祝禱的，路上配戴泰佛的，還有到北京邊郊佛寺禮佛的人也都多了。無神論的國度，正有了極大的信仰需求，其中基督徒的人數與成長最叫世界詫然。

中國社科院2010年宗教藍皮書的官方統計稱，中國基督人口（指基督新教，不包含天主教和東正教）已有2305萬，但也有民間學者如世界和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等估計，中國基督徒更高達7000萬到1億。基督徒集中在東岸沿海與長江流域，與十九世紀殖民通商口岸的歷史足跡密切相關。

七、八千萬不是小數字，它與中國共產黨員等量其觀。

如今，不只農民工為治病和平安而信主，都會的知識階層信基督的比例也在急速擴大。

90後信基督的年輕人，更呈井噴式增長。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大城市都出現了許多校園團契，像在北京，從北大、清華、人大、礦業大、北京醫科大、北京航天大、北京語大、北京師大、北京傳媒等，團契遍地開花，一個比一個大。

這讓我想起九零年代的台灣，高中生被迫死背三民主義、大學聯考必考孫中山思想，僵化教育陪着我們這一代長大。上了大學後，呼吸了自由市場與民主選舉的氣息，年輕人開始反權威、反叛一切官方給予的教條。而現在的中國比台灣那時更斷裂，學生必修馬克思，書本里談的是無產階級的崇高理想，現實生活卻很殘酷，無產者如此沒地位；年輕人對國家宣導的教條心生懷疑，這個疑問也包括共產黨六十多年來的無神論教條。

在唯利是圖、意識型態單一的中國，基督教對仍抱有理想的年輕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問幾位學生為何開始信仰？大學生溫馨說，“中國的反差太大，沒有信仰特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外頭有很多的欺騙，其實很污穢的，教會裡相對單純。如果有信仰也許不會有那麼多人會做出三鹿奶粉（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這樣的事。”

不信任的社會、一胎化的獨生子女、強大的市場競爭、過度的訊息量、離異的家庭等……都是促成這一代對信仰的渴望的因素。

另一位長得很像影星吳彥祖的大學生趙耘頡，說起信仰的觸動是因為感情不順利。他觀察周遭，覺得這個世代跟他有同樣問題的人很多，“同樣會有那種空虛、空洞，然後需要有填補的東西。但是那時候很多人往往去找的，可能是一些性、娛樂這種東西，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尋找神，會更好一些。”

甚至，不少來到中國讀書的外國學生，信仰都比在自己的國家更虔誠。到北京讀書的牙買加女孩摩根說，她因印象中的禮儀之邦而來到中國，但在中國三年，她感覺到這個地方給人平常的尊重都沒有，“沒有謝謝、對不起，這些簡單的事都會讓人抓狂”，而她更遭遇嚴重的種族歧視。

多數時刻，學生們祈求的是和生活、課業、感情相關的事，很務實，就象一位連續三年開放自家客廳給年青人聚會的職業婦女基督徒所說：“我覺得這一代挺憂鬱、得病的年輕人不少，我就繼續邀請年輕人、朋友、鄰居來，這幾年來的確發掘許多有困惑而願意信主的年輕人。”甚至有學生常為政府和國家領導人禱告，“希望領導人有從上帝而來的智慧”。

學生們偶爾在教會談自由或公共議題，也會知道劉曉波、艾未未等被中國封鎖的消息或新聞，他們全是微博和翻牆高手，但他們會把握尺度，為了安全和私密，很少在禮拜日牧師講道時談論，而是小組團契聚會才聊起。

這些大學團契聚會都很低調，多半謝絕媒體與拍攝。但與上一兩代經過文革的教會朋友相比，年輕這一代仍較為大膽地談論信仰自由。例如在杜佳妮的學校，她們遇到的老師態度較為自由包容，認為人該有信仰，所以學生較為敢言。

但其它學校的運氣就不見得這麼好。一位自台灣赴北京學醫的女學生Sherry說：“老師到周五就會跟同學說，我知道你禮拜天去教會，信仰不要太熱忱”、“又例如我們的團契信箱，有陣子發了耶穌或神這些關鍵字，信箱就被封鎖。”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學生們把團契的標題改為“我們聚在一起給爸爸唱歌”，用爸爸取代天父，或是用“吃東西”取代“禱告會”。

這些大學團契也很國際化，一是吸納了來自世界各國學生的信仰需求，特別是南韓留學生，在北京五道口附近，他們常常在自己開設的咖啡店裡，放聖歌，提供基督徒聚會；二是在國外接受基督教洗禮的海歸派或到中國發展的華裔外國人。

北京大學的團契，甚至用英文禱告，有從美國來的華人和許多亞裔外籍人士加入，他們年輕、高學歷。外國神職人員穿梭在沿海甚至遠方如新疆的校園團契。雖然國家宗教法規定，外國人傳教需要政府正式批文，但互動實在太頻繁，幾乎省略此程序。

比起中國政府明顯扶植佛教與道教，基督教是被打壓的，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的一神論（相信上帝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中國共產黨把黨視為母親和唯一真理的價值，有較大的矛盾。另外，基督教標舉普世價值，是個有組織、有領導的自主團體，並不以官方立場馬首是瞻，也是令共產黨感到恐懼的原因。

在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才能合法生存。

官方允許的基督教只有三自教會。官方出版的《中國宗教》這本刊物如此解釋，中國基督教是要徹底割斷基督教的聯繫，所以要“三自”（自治、自養、自傳），目標是要揚棄它的西方色彩，探索符合聖經但又融合中國文化和適合中國處境的基督教。

幾位傳教士私底下表示，香港、台灣、大馬等華人臉孔的牧師或傳教士較放鬆，但若是白人傳教士，就特別謹慎，他們猶記2007年北京奧運會之前，有一大群外國傳教士誤判情勢，以為北京在京奧前會放鬆宗教管制，結果宣教動作太大，反被請出中國。因為中國政府對“洋教”和“帝國主義的荼毒”仍心懷敵意。

官方因此把基督教當做一個需要隨時被監督的對象，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公安部、國家安全局的便衣，隨時隱藏其中。

不過，矛盾的是，正是共產黨的嚴控和打壓扮演了一個促進年輕人積極信仰基督教的力量。這裡頭有兩個關鍵因素。

一是，中共釜底抽薪斷除了傳統信仰。

早在十六世紀，意大利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便將福音傳入中國，卻無法廣泛深入民間，因為中國有多元的信仰文化和濃厚的家庭祭祀觀。又如在華人社會裡，基督教很難快速擴展的原因是傳統信仰的羈絆，像在台灣，拜天祭祖是相當普遍的習俗，中元普渡與新春開工，街頭巷尾都擺滿了祭祀的隊伍。信佛的母親遇上信耶穌的孩子，經常會鬧上家庭革命。

反觀中國，破四舊和文革去神、去崇拜，使得中國廟宇、教堂被摧毀，人們多元的鬼神信仰沒了。這等於拿掉信仰基督教最大的阻力：家族與傳統信仰的支配。

關鍵之二，巨大的社會不公，讓基督教快速填補年輕人價值的空缺。

基督教的兩大價值主張是“愛與公義”，特別是長老教會這一派別，強調積極介入社會、改變社會。中國人治的政治體制下，仍存有太多違法拆遷、人權、司法公正等公義的問題。

這兩股力量相乘，對年輕人特別有號召力。我看到不少90後勇於在798的街上唱聖歌、在五道口附近發禮拜傳單、在校園送聖經；而那些已在國外念書、在華人教會禮拜的80後，則成為90後的後盾，分享許多在美國所見所聞、一個理想世界的樣貌；他們甚至透過微博，一同聲援那些被拆的教會、土地，還有批評高漲的房價、吃民脂民膏的貪官。

這讓我想起，近代許多國家的民主轉型，無論是南非或台灣，基督教都扮演了不小的角色。

例如在台灣，即便三十年前一直就很自由，但也是基督教，特別是海內外的長老教會，作為台灣黨外運動重要的精神庇護，算得上對台灣民主轉型推了一把；他們宣揚人權、救援政治犯，從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殊管道。

現在，中國不止從無神國度成了信仰大國，年輕人更是從黨的教條中走出，開始追尋真正的信仰。

90後的年輕孩子在眼前唱起聖歌，他們一會兒單純地笑，一會兒又淚流滿面。他們說，“在這裡如果你沒有信仰，中國這社會會改變你或摧毀你。”這句話說的既糾結又孤獨，但盤根錯節的力量，卻意外地讓他們回過頭來改變這塊曾經沒有信仰的土壤。

或許他們可以為中國創造另一種文化地貌。

李雪莉是台灣《天下》雜誌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