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2013

詭異的中國人口問題

華爾街日報
劉罡

按照中國新公布的“大部制”改革方案,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將與衛生部合並,其制定人口政策的權力被轉移給國家發改委,這引發人們再度熱議中國已經實施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否將要做出重大調整。

中國是否急需顯著調整這一政策,取決於中國目前真實的人口形勢,而對於這一形勢,學術界和官方人士有著明顯不同的看法。

前工信部部長李毅中在出席“兩會”期間表示,計劃生育政策不能動搖,人口必須控制,只要措施得當,中國這個13億人口的大國不會出現勞動力緊張的狀況。而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則在今年的“兩會”上提出了全面放開生育的提案,這種主張的主要依據是,中國的生育水平已經低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等到60後開始老去,中國人口將急劇衰減,持續時間可能達上百年。

官員們傾向於繼續嚴守計劃生育政策,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仍在繼續增長,目前每年依然要淨增加500多萬人口,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會面臨巨大的就業和環境壓力,正所謂“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官員們在看待人口問題時更著眼於眼下的現實壓力或許在所難免。

但學者們由於沒有“當家”的壓力,所以看問題的眼光往往會更長遠些。有人估算,中國如果不從現在起就大力鼓勵生育,那麼從2030到2070年,每年都將減少上千萬人,40年內人口將減少40%以上,屆時年輕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將顯著下降,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會成為夕陽產業,日新月異的中國將退化成一個暮氣沉沉、江河日下的社會。

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13億人口的零頭都比世界第三人口大國美國的總人口要多,所以對於人口數量在未來幾十年裡的顯著減少,恐怕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在內心深處未必會覺得這是什麼壞事,人們真正關心的是這種減少是否會對社會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

對於這個問題,學術界似乎並沒有定論。美國智庫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Dean Baker上個月在英國《衛報》撰文說,決策精英們努力讓人們相信,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將意味著經濟繁榮的結束,這其實根本是杞人憂天。他舉美國的情況為例說,據美國的社會保障信托機構預計,該國就業者與退休者的比率將從2013年的2.8比1下降至2035年的2比1,這意味著在這22年中就業者勞動成果中用於其自己享用部分的比例將下降8%。從這個角度講這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水平會不斷下降,但從另一方面看,在此期間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也會對人們的生活水平起到推升作用。Dean Baker說,如果未來22年裡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像過去20年那樣保持在1.5%的水平,那麼到2035年時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將比2013年高將近40%,足以彌補就業者與退休者的比率下降對全社會生活水平造成的負面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的人口增長率顯著高於中國,最新測算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的人口增長率為0.42%,而美國的人口增長率為0.85%,是中國的兩倍多,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的下降或許不會給美國經濟造成嚴重問題,但並不一定意味著不會在中國引發嚴重問題。中國和泰國同處亞洲東部,國內老百姓都主要信奉佛教,這兩個國家或許有更大的可比性。

NationMaster上的一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為8.9%,在全世界排名第83位,泰國65歲以上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為9.2%,排名世界第78位。另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2011年世界各國人均GDP排名,中國排第89位,泰國排第91位。

泰國多年來雖然也一直實行人口控制政策,但政策執行力度遠沒有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那樣大,近年來鑒於人口增長率不斷下降(目前已降至0.50%),它已經大大降低了控制人口的力度,但我們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經濟發展程度與中國大體相當的泰國,其老齡化水平並未因為該國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力度不如中國大而明顯低於中國,甚至還比中國略高。

有鑒於此,會不會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即政界和學術界太過強調人口政策的收緊或放鬆對長期人口格局的影響了?

中國不少支持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常說,當年就是因為毛澤東沒聽馬寅初的忠告,才導致中國人口出現爆炸性增長。但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想一下,馬寅初的人口理論遭到大規模批判是1957年以後的事,而中國現在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都是1948年以前出生的,也就是說,即便毛澤東在馬寅初1957年提出新人口理論後立即按他的建議堅決控制人口,中國目前的老齡人口也不會減少,中國反而會因為提早20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而導致青壯年人口顯著低於目前水平,從而使中國的老齡化程度比目前還要高,“未富先老”問題比現在還要突出。

當然,如果不是因為毛澤東當年在批新人口論時矯枉過正,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以後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應該也不會那樣矯枉過正和極端。或許正是因為這兩個矯枉過正相互抵消,在人口政策上大開大合的中國,幾十年下來其人口格局依然與同中國大體處於同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泰國、相當,政策威力並沒有改變人口演變的自然軌跡。

現在的問題是,在那些認為中國目前急需放棄計劃生育政策的學者認為,1980年代後計劃生育政策所造成的矯枉過正不僅僅是抵消了中國50年代鼓勵生育政策的負面影響,它還在對中國今後上百年的人口形勢產生新的負面影響,因此只有立即實施政策的急轉、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才有可能抵消這些負面影響。可是,這種新的政策大開大合會不會產生新的矯枉過正呢?抑或中國的人口問題已經步入了這樣一種循環:需要不斷用會帶來顯著負面影響的矯枉過正去抵消以往的矯枉過正?這或許正是中國人口問題的詭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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