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增長可能歸零

華爾街日報
MarketWatch
Satyajit Das

在全球各國央行規模龐大的貨幣刺激政策推動下﹐全球金融市場的表現已經與世界經濟異常糟糕的現實脫節﹐尤其是股市。
金融家們假設﹐股市的強勁上漲預示著經濟的強有力復蘇。然而一些基本理由可以說明世界可能正進入一段低速或零增長時期。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麼當前對金融市場的種種樂觀情緒可能為時過早。

從歷史的角度看﹐經濟增長是個相對晚近的現象。在一篇名為《美國經濟增長結束了嗎？步履蹣跚的創新遭遇六大阻力》(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的論文中﹐經濟學家戈登(Robert Gordon)特意提出了一個可能引發爭議的觀點。他發現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幅衡量﹐1750年之前幾乎不存在經濟增長。這是戈登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發表的一篇工作論文。

以人均收入計算﹐生活水平經過了大約五個世紀（從1300年到1800年）的時間才提高了一倍。從1800年到1900年﹐人均收入再度增加一倍。生活水平在20世紀得到迅速改善﹐提升了五到六倍。1929年到1957年的28年間﹐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倍。隨後在1951至1988年的31年中又提高了一倍。

從其它指標也能看出類似趨勢。從1500年到1820年﹐每個世紀的經濟產出增速不到2%。從1820年到1900年﹐經濟產出大約增加了一倍。從1901年到2000年﹐經濟產出增加了大約四倍。

戈登提出的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是﹐經濟增長是否是一個可以永遠持續下去的不間斷過程。他認為﹐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後將大幅放緩。或許純粹是為了讓大家感到震驚﹐他推測說未來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只有0.2%﹐遠低於1987至2007年間溫和的1.8%的年化增長率。

低增長或零增長可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比如對環境或稀缺資源的保護。儘管如此﹐當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存在的前提是無盡的經濟擴張﹐以及與之相關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為增長激素

在過去30年中﹐經濟增長以及所創造的財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借來的錢和投機實現的。自2001年以來美國經濟實現的增長中﹐約有一半要歸功於以價值不斷上升的房產做抵押所借入的資金。

全球貿易是建立在金融模型上的。商品和服務的賣方﹐比如中國、日本和德國通過將外匯儲備借給買方﹐從而間接為買方提供融資。買方包括美國以及目前已經深陷困境的、被稱作“地中海俱樂部”的南歐國家。

“債”的存在允許一個社會透支未來。它能加速消費﹐因為所借之債被用來購買今天所需的東西﹐債務人承諾日後歸還欠下的錢。在正常情況下需要幾年才能完成的消費被壓縮到相對較短的一段時間內完成﹐因為可以獲得廉價的資金。企業因此過度投資﹐誤讀了需求﹐自認為過度的增長會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這推高了房價﹐造成產能嚴重過剩。

債務驅動型的消費成了實現經濟增長的工具。但這個過程需要不斷增加的債務水平。到2008年﹐要創造1美元的增長需要4至5美元的債務。中國現在需要6至8美元的信貸以實現1美元的增長﹐而十年前只要大約1至2美元。

這種通過增加債務來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能力如今開始受到質疑。政府和私營部門減少債務的需要既會削弱需求﹐同時也會使世界陷入一個增速越來越慢的負螺旋當中。

貸款延期﹐裝聾作啞

經濟增長還依靠導致環境惡化、環境不可持續的政策﹐是基於對定價不合理的、不可再生自然資源（比如石油和水）的毫不經濟的揮霍式利用。

金融體系的問題與不可逆轉的環境破壞以及石油、糧食和水等重要資源的短缺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在上述各個領域﹐社會都把問題推到了未來。追求短期利潤是以風險為代價的﹐這些風險並不立即可見﹐但會在未來顯現。

金融、環境和稀缺資源的管理方面存在的危機有著另外一個共性﹐那就是定價不合理。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風險（特別是個人和企業還債能力存在的風險）被低估了。環境污染或消耗某些資源的真正代價同樣被低估了。

在上述各種情況下﹐收益都被嚴重私有化﹐而損失卻被社會化。金融家從事破壞性越來越大的交易﹐收取巨額費用﹐而讓納稅人承擔經濟損失的代價。

20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舒馬赫(E.F. Schumacher)指出﹐人類已經開始吃老本。他說﹐人類存在了數千年﹐一直以收益的部分為生﹔只是在過去幾百年﹐人類才強行闖進大自然的儲藏櫃﹐現在正在以一種飛快的速度挖空儲藏櫃﹐並且這速度還在一年年地增加。這種理論不僅適用於環境﹐也同樣適用於經濟和金融體系。

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小說《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中的主人公兔子哈里•安斯特洛姆(Harry Angstrom)對戰後的一代做出了評判：這樣說似乎很好笑﹐但我要說我很高興自己真正地生活過了﹐而這些孩子長大後﹐將靠吃剩飯剩菜為生﹔大餐被我們吃掉了。

失去制高點

當前的危機令人開始質疑政府繼續控制最重要的戰略經濟要素的能力。

政府的干預可能降低危機的部分成本﹐但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經濟增長是否能夠通過強制性政策得到提高﹐這一點並不是不證自明的。如果政府的赤字支出、低利率和向金融體系供應不限量現金的政策是解決經濟問題的萬靈藥的話﹐那麼日本的經濟問題很多年前早就解決了。缺乏輕鬆的政策選擇意味著﹐世界面臨著一段低於平均水平的低速增長時期﹐而這段時期的時間長短還不確定。

若資金推動的經濟增長、環境問題和重要資源的稀缺狀況同時結束﹐可能令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和擴張期終結。但這個時期出現的是不可持續的“龐氏騙局”式的繁榮﹐財富的得來要麼是依靠借貸要麼是依靠把問題推到未來。

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經寫道﹐當一個時代基本的幻想被耗盡時﹐可以說這個時代已經到了終點。“資本時代”的核心幻象──不受約束的經濟增長──或許就要到終點了。

（本文作者Satyajit Das曾是銀行家﹐撰有《交易員、槍和錢》(Traders Guns & Money)和《極限金錢》(Extreme 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