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革命的根源與挑戰

英國金融時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了快速城市化進程，農業勞動力占比從改革初期約70%下降到目前35%上下；同時中國主要農產品產量大幅增長，農業勞動生產率持續提升，在中國幾千年農業史上堪稱一場革命。農業革命有效保障了中國十多億人口的糧食安全，並構成中國大規模城市化與結構持續轉變的前提條件之一。本文簡略地考察了中國農業革命的表現、根源與貢獻，並對完成農業革命所面臨的挑戰做出了評論。

中國當代農業革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30多年來主要農產品產量不同程度地持續增長。糧食、棉花漲幅較低，共增長1-2倍；水產品漲幅最高，增長10多倍；油料肉類漲幅居中，增長5-6倍。

2004-2012年糧食產量“九年增”，既是中國新時期農業增長成就之一，也是農業革命表現之一。不過具體看“九年增”這一前所未有成就的背景條件之一，是此前五年中國糧食產量前所未有地持續下跌，這又與上世紀90年代後期空前規模過量庫存存在聯系，因此，我們需要客觀理性地解讀“九連增”現象發生的根源及政策含義。

第二，農業和糧食平均勞動生產率持續增長。以1978年不變價增加值衡量年均勞動生產率，2011年為1688元，是1978年362元的4.66倍，改革開放時期年均增長4.77%。1978年每工日平均產出6.65公斤糧食，比1953年9.2公斤下降近三成。2003年每工日糧食產量31公斤，年均增長6.35%。2011年達到61.1公斤，2003年到2011年間年均增長率達8.84%。
第三，主要農產品平均勞動生產率持續增長，過去30多年13種主要農產品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均值7.1%，最高是雞蛋約10%，最低蘋果3.5%。4種糧食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長率為7%，最高是小麥8.1%，最低是稻穀6.3%。

第四，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持續增長。邊際勞動生產率指的是在特定勞動投入水平上追加投入一個單位勞動力帶來的產出增加量。以1978年不變價農業增加值作為衡量指標，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從1978年110元上下增長到2011年527元，年均增長近5%。糧食邊際勞動生產率從1978年每個工日0.92公斤增加到2010年增長到8.13公斤，年均增長約7%。

第五，在糧價周期波動方面，穀物不變價經歷了明顯周期波動，但在整個時期沒有趨勢性大幅上漲。具體表現為2011年每公斤均價為0.58元，略低於1980年0.60元。這樣的特點反應了農業生產供給系統在過去30年大體平順支撐結構。

第六，過去30多年中國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累計轉移約2.2-2.5億人。如果加上城鎮人口新增勞動力就業，非農就業總增量就達3.7億之多。與OECD國家過去一個多世紀農業勞動力平均占比從53%下降到10%相比，中國該占比值從改革初約70%降到2010年35.6%。

上述變化構成農業革命整體演變的不同側面表現，最有實質意義的是農業勞動生產率持續提升。如馬克思所言：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基礎。只有勞動生產率提升，才能在改善不斷增長人口總量膳食結構同時，還能支持越來越多農業部門勞動力轉向非農部門。中國當代農業革命的基本特徵事實，與簡單經濟分析常識高度吻合，與農業部門生產率不變前提下“農業無限勞動供給”的劉易斯傳統二元結構基本理論假說其實並不一致。

當代中國農業革命主要是三個方面驅動因素的結果。首先是“政策好”與“人努力”。政策好是指改革計劃經濟時期錯誤體制政策，實行符合經濟規律和農業經濟特徵要求的政策。改革建立以確認農戶自主產權為本質內容的家庭承包制土地制度，由此構建適應農業經濟規律和特點的農村微觀組織架構。放開價格管制，鼓勵要素流動，允許和培育農產品市場產生和發展。

降低直至取消農業稅負，重視農村教育以開發和培育農業勞動力資源。大幅增加了農業財政支出：1990年到2010年農業財政支出（支農、基建、救濟等）從308億元增長到8130億元。市場取向的農業改革政策，加上中國農民整體勤勞努力與聰明善學的優良素質，善於通過“乾中學”提升人力資本，構成農業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的關鍵條件。

其次是農業科技進步與現代投入大幅增長。中國農業科研投入持續增長，科研機構內部經費支出從1989年大約20億元增加到2010年大約200億元；高校R&D課題投入經費從2001年的不到1億元增加到2010年大約30億元。

1978年以來中國耕地有效灌溉面積從不到6億多畝增長到9億多畝，農業用電量則增長了幾十倍，化肥尤其是復合肥使用量大幅增長，農用薄膜覆蓋面積達到3億畝左右。2004年以後大中型農業機械增速大幅提升。

再次是全球化開放環境的助推作用。開放政策與開放環境引導中國農業生產和貿易結構轉型，通過發揮比較優勢提升農業產出效率。農業進出口從1981年110億美元增長到2011年約16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9.3%。出口以水產品和園藝品增長較最，進口以土地密集型大宗農產品為主，與中國農業要素稟賦和相對成本結構特點具有一致性。雖然近十年來中國農業貿易逆差較快擴大，但開放發揮比較優勢對提高農業效率和結構調整具有重要意義。

農業革命在保障中國糧食安全與改善膳食結構同時，還直接與間接對中國長期增長做出顯著貢獻。整個改革時期農業增長對GDP增長貢獻的年度平均值約1個百分點。另外農業革命支撐的勞動力轉移具有間接宏觀增長效應。

根據廣義奧肯模型對中國經濟增長率與農業勞動力轉移之間定量關系估計結果，勞動力轉移對宏觀增長貢獻在整個改革時期簡單年均值超過2個百分點。隨著結構轉型持續推進，中國農業勞動力占比2020年有望降到約25%，2030年將降至14%以下。“退出”和“轉出”將是決定未來農業勞力占比下降的兩大最重要因素。

未來中國農業持續增長面臨多重挑戰。一是現代投入增長推進農業革命的同時也帶來各類環境污染壓力，包括化肥殘留，殘膜白色污染，農業面源污染導致水體富營養化等問題。二是食品安全新挑戰包括三聚氰胺，瘦肉精，蘇丹紅，孔雀綠，地溝油，毒豇豆等。如果說傳統糧食安全主要解決“有沒有吃的”問題，新一代食物安全則要更加重視應對“有東西敢不敢吃”的問題。三是農業勞動力老化挑戰。農業勞動力年份分佈從1990年“下寬上窄”的“金字塔形”，已快速變為2010年“腰身粗壯”的“圓葫蘆形”。

面臨勞動力“量減年老”和環保壓力趨勢上升等限制，中國需要持續進行制度創新發掘農業增長潛力，並在更高水平上借助技術進步與現代投入增長效應以持續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從而最終完成農業革命的歷史使命。

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盧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