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葉檀
兩會召開，適逢換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改革指向。
以往多次改革屢屢在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之間搖擺，卻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實，任何高效的市場必然伴隨著大致公平的利益分配，而相對公平的利益分配體制必然有助於大一統市場的形成，否則，市場化進程會被扭曲為權貴的利益狂歡，必然會被洶涌的民意絆倒。
中國百年現代化史，先賢們泣血前行，一以貫之的是忽視市場基礎制度的建設。從清末以來的改革，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失敗，而後改弦更張，從國民性、從人性深處鏟除自私的劣根性著手，希望以西方的社會主義理論加上中國式的大革命，建立中國式的無私欲、共享利益的光明社會——沒有一個烏托邦社會在歷史上獲得成功，中國的烏托邦社會實驗以經濟與理論的破產告終。
改革需要寸進之功，建立在經濟效率的提升，與利益博弈觀念進步的基礎上，不顧現實的極端思維在理論上是幼稚的，在現實中有害無益。
尊重歷史，面對真實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意識到中國改革的現實土壤，是明智之舉。反思改革路徑時，不能脫離真實的歷史環境，立足當下輕易批判歷史，是對歷史不負責任。
從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提升了經濟效率，拯救了懸崖上的中國。1978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是突破計劃經濟窠臼的突破口，正因為有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市場經濟才能在局部地區生根發芽，最終根植在瀕於破產的烏托邦農業經濟的土壤中，可以說，沿海地區城市群的形成，製造業產業鏈的形成，市場試點、政府許可、出口導向型經濟功不可沒。
如今進一步提升經濟效率，有必要總結市場化過程中基礎制度的得失成敗，彌補市場化過程中滯後的基礎制度建設，劃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而不是以市場失靈為名，以暗度陳倉的方式重返政府主導經濟的模式。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沿海地區已形成初見雛形的城市群、在東中西部各地形成了適應中低端製造業的產業鏈，在城市群中公民社會日益發達。改革順勢而為、借力打力，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城市化而言，在規劃新的城市群的過程中，既通過便捷快速的軌道交通聯結各主要城市群，為人財物的充分流動打下物質基礎，同時充分尊重市場已經形成的城市群的內在增長潛力，通過戶籍制度、養老體制等改革，將人員吸引大已有足夠基礎設施的東部三四線城市，推進已有的城市群的經濟與制度基礎。中西部城市群的崛起，需要借鑒東部城市群已有的市場化的經驗，以及體制改革滯後的教訓，抑制東部城市群人力控制各地經濟發展速度，或者讓東部城市重回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絕非提升中國城市經濟效率的有效路徑。
在利益博弈過程中同樣需要在反極端中，尋找到各階層的利益邊界。
任何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是每個階層的深層利益博弈，大部制改革牽涉到改革制訂者本身的利益，事業單位改製牽涉到幾千萬事業單位員工的利益，土地產權改革牽涉到所有農戶、甚至所有土地交易者的利益，房產稅改革牽涉到每個購房者的利益，如果因為反對意見而拋棄改革，那就相當於堵死了每條改革之路——毫無疑問，任何改革都面臨著巨大的反對聲浪。
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改革，正是校正各利益群體的利益蛋糕之時。
在實業與投資並重的時代，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差距是必然之舉，為實體經濟減稅，增加環境稅與資本利得稅，均是題中應有之義。但稅收改革大方向常常在激烈的爭論中偏離原有目標，如資本利得稅應該如何徵收，當股票投資者失利時，是否應該從政府獲得相應的補償，等等，使得資本利得稅的必要性被消解。而面對土地問題時，多數人強調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地方政府成為最大的“土地收入”，往往忽視了大城市、城市群周邊農村居民獲得的巨大的級差地租，媒體披露的深圳億元村官、村民案例，就是不同地區級差地租的反應。調節分配差距，不僅要調節政府與居民的差距，政府與企業的差距，企業與居民的差距，居民之間的差距同樣不容忽視。
在所有的利益爭論背後，潛藏著關於稅收的巨大命題，脫離農業社會不久的民眾不習慣稅收，而公共財政的滯後與稅收漏洞的巨大，使得任何稅收改革看上去都像是可疑的與民爭利。公共財政建設，與基本的保障體制因此成為建立法治稅收制度的前提，沒有公共財政，稅收遭遇潛在抵制，建立法治稅收國家也就成為無本之木。
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但更需要對一個個具體案例的詳盡剖析，對歷史事件的一件件真實還原，非此，中國改革的共識土壤、博弈的規則底線就無法達成，即使達成也無法遵守。對於案例的剖析，對於專業的訴求，都需要摒除極端，賦予極大的耐心。
改變市場觀念、校正利益格局，體現在市場的各個角落，其中股票市場值得大加關註。
一個相對而言最允許媒體批判的市場、一個相對而言監管者最為專業的市場;一個普通投資者介入最深的市場，其發展狀況、制度建設，體現了中國式市場經濟所能允許的公平底線。
股票市場長期被稱為圈錢市，一二級市場的差價，顯示了權貴資本在市場中獨一無二的強大力量;突破規則對大型企業特批上市，顯示了市場中大型國有企業穩定的重要性壓過了對市場效率、市場公平的考量;股票市場從股改開始的改革，顯示了市場效率無限接近於零的情況下，執政者暫時網開一面，以類別制投票權、以小幅補償的方式，還普通投資者以公平，這樣的補償並未成為公平的制度在股票市場生根;目前監管部門力圖維護信息真實的努力，顯示只有市場二度凝凍，新一輪觸及根本的改革才會捲土重來。
一個最公開的市場，投資者沒有受到公平待遇，可想而知，在其他不公開的市場，情況會是如何。
就此意義而言，關心中國股票市場投資者的投票權，就是關心大眾的投票空間;關心股票市場各階層的利益分配現狀，就是反觀中國經濟的利益博弈格局;關註股票市場時而凝凍的交易，就是關心其他市場的交易效率;關註股票市場目前如火如荼進行的改革，就是瞭解中國專業市場中的改革方向;關註各方人士對股票市場的分析與評價，足以瞭解中國股票市場有多深厚的專業生存土壤，因為，最終改革能進展到哪一步，說到底是決策者與市場參與大眾互相激盪的結果。
絕大部分人的認知程度，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改革的進展，對此我們只能接受事實，並面對事實制訂改革舉措。
再以房地產市場為例，當大多數人認為房地產由供求關系決定時，改革會向擴大房地產供應方向前行，但事實上，房地產投資更多地取決於貨幣與投資收益風險，供應量只是其中一個較小的變量，收緊貨幣、增加風險、減少收益率才是關鍵。但是，小部分人的吶喊改變不了大局，這就改革的現實土壤。
要瞭解公民素質的重要，瞭解公開博弈平臺的重要，更需瞭解中國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與專業程度，以及建立公開博弈平臺的步驟。
一個明智的改革，是在堅持效率與公平理念上，對現實與人性的洞識，對市場原創力的尊重，而不是拋棄既有的成果，脫離中國市場初級社會的現實，那隻會讓我們得到一個新的烏托邦。
比新烏托邦更糟糕的是，把催眠後的假歷史當成正史，讓洗腦後的愚昧在部分人的頭腦中扎根，煽動起不可知的狂熱情緒為己所用。
所有的改革設想得到切實推進，底線是，既得利益階層是能夠得到一定程度制約的，主導者在推進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的過程中，既堅定，又有理性，更有一定的彈性，才能避免《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悲劇。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