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葉檀
兩會召開,適逢換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改革指向。
以往多次改革屢屢在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之間搖擺,卻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實,任何高效的市場必然伴隨著大致公平的利益分配,而相對公平的利益分配體制必然有助於大一統市場的形成,否則,市場化進程會被扭曲為權貴的利益狂歡,必然會被洶涌的民意絆倒。
中國百年現代化史,先賢們泣血前行,一以貫之的是忽視市場基礎制度的建設。從清末以來的改革,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失敗,而後改弦更張,從國民性、從人性深處鏟除自私的劣根性著手,希望以西方的社會主義理論加上中國式的大革命,建立中國式的無私欲、共享利益的光明社會——沒有一個烏托邦社會在歷史上獲得成功,中國的烏托邦社會實驗以經濟與理論的破產告終。
改革需要寸進之功,建立在經濟效率的提升,與利益博弈觀念進步的基礎上,不顧現實的極端思維在理論上是幼稚的,在現實中有害無益。
尊重歷史,面對真實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意識到中國改革的現實土壤,是明智之舉。反思改革路徑時,不能脫離真實的歷史環境,立足當下輕易批判歷史,是對歷史不負責任。
從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提升了經濟效率,拯救了懸崖上的中國。1978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是突破計劃經濟窠臼的突破口,正因為有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市場經濟才能在局部地區生根發芽,最終根植在瀕於破產的烏托邦農業經濟的土壤中,可以說,沿海地區城市群的形成,製造業產業鏈的形成,市場試點、政府許可、出口導向型經濟功不可沒。
如今進一步提升經濟效率,有必要總結市場化過程中基礎制度的得失成敗,彌補市場化過程中滯後的基礎制度建設,劃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而不是以市場失靈為名,以暗度陳倉的方式重返政府主導經濟的模式。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沿海地區已形成初見雛形的城市群、在東中西部各地形成了適應中低端製造業的產業鏈,在城市群中公民社會日益發達。改革順勢而為、借力打力,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城市化而言,在規劃新的城市群的過程中,既通過便捷快速的軌道交通聯結各主要城市群,為人財物的充分流動打下物質基礎,同時充分尊重市場已經形成的城市群的內在增長潛力,通過戶籍制度、養老體制等改革,將人員吸引大已有足夠基礎設施的東部三四線城市,推進已有的城市群的經濟與制度基礎。中西部城市群的崛起,需要借鑒東部城市群已有的市場化的經驗,以及體制改革滯後的教訓,抑制東部城市群人力控制各地經濟發展速度,或者讓東部城市重回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絕非提升中國城市經濟效率的有效路徑。
在利益博弈過程中同樣需要在反極端中,尋找到各階層的利益邊界。
任何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是每個階層的深層利益博弈,大部制改革牽涉到改革制訂者本身的利益,事業單位改製牽涉到幾千萬事業單位員工的利益,土地產權改革牽涉到所有農戶、甚至所有土地交易者的利益,房產稅改革牽涉到每個購房者的利益,如果因為反對意見而拋棄改革,那就相當於堵死了每條改革之路——毫無疑問,任何改革都面臨著巨大的反對聲浪。
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改革,正是校正各利益群體的利益蛋糕之時。
在實業與投資並重的時代,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差距是必然之舉,為實體經濟減稅,增加環境稅與資本利得稅,均是題中應有之義。但稅收改革大方向常常在激烈的爭論中偏離原有目標,如資本利得稅應該如何徵收,當股票投資者失利時,是否應該從政府獲得相應的補償,等等,使得資本利得稅的必要性被消解。而面對土地問題時,多數人強調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地方政府成為最大的“土地收入”,往往忽視了大城市、城市群周邊農村居民獲得的巨大的級差地租,媒體披露的深圳億元村官、村民案例,就是不同地區級差地租的反應。調節分配差距,不僅要調節政府與居民的差距,政府與企業的差距,企業與居民的差距,居民之間的差距同樣不容忽視。
在所有的利益爭論背後,潛藏著關於稅收的巨大命題,脫離農業社會不久的民眾不習慣稅收,而公共財政的滯後與稅收漏洞的巨大,使得任何稅收改革看上去都像是可疑的與民爭利。公共財政建設,與基本的保障體制因此成為建立法治稅收制度的前提,沒有公共財政,稅收遭遇潛在抵制,建立法治稅收國家也就成為無本之木。
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但更需要對一個個具體案例的詳盡剖析,對歷史事件的一件件真實還原,非此,中國改革的共識土壤、博弈的規則底線就無法達成,即使達成也無法遵守。對於案例的剖析,對於專業的訴求,都需要摒除極端,賦予極大的耐心。
改變市場觀念、校正利益格局,體現在市場的各個角落,其中股票市場值得大加關註。
一個相對而言最允許媒體批判的市場、一個相對而言監管者最為專業的市場;一個普通投資者介入最深的市場,其發展狀況、制度建設,體現了中國式市場經濟所能允許的公平底線。
股票市場長期被稱為圈錢市,一二級市場的差價,顯示了權貴資本在市場中獨一無二的強大力量;突破規則對大型企業特批上市,顯示了市場中大型國有企業穩定的重要性壓過了對市場效率、市場公平的考量;股票市場從股改開始的改革,顯示了市場效率無限接近於零的情況下,執政者暫時網開一面,以類別制投票權、以小幅補償的方式,還普通投資者以公平,這樣的補償並未成為公平的制度在股票市場生根;目前監管部門力圖維護信息真實的努力,顯示只有市場二度凝凍,新一輪觸及根本的改革才會捲土重來。
一個最公開的市場,投資者沒有受到公平待遇,可想而知,在其他不公開的市場,情況會是如何。
就此意義而言,關心中國股票市場投資者的投票權,就是關心大眾的投票空間;關心股票市場各階層的利益分配現狀,就是反觀中國經濟的利益博弈格局;關註股票市場時而凝凍的交易,就是關心其他市場的交易效率;關註股票市場目前如火如荼進行的改革,就是瞭解中國專業市場中的改革方向;關註各方人士對股票市場的分析與評價,足以瞭解中國股票市場有多深厚的專業生存土壤,因為,最終改革能進展到哪一步,說到底是決策者與市場參與大眾互相激盪的結果。
絕大部分人的認知程度,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改革的進展,對此我們只能接受事實,並面對事實制訂改革舉措。
再以房地產市場為例,當大多數人認為房地產由供求關系決定時,改革會向擴大房地產供應方向前行,但事實上,房地產投資更多地取決於貨幣與投資收益風險,供應量只是其中一個較小的變量,收緊貨幣、增加風險、減少收益率才是關鍵。但是,小部分人的吶喊改變不了大局,這就改革的現實土壤。
要瞭解公民素質的重要,瞭解公開博弈平臺的重要,更需瞭解中國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與專業程度,以及建立公開博弈平臺的步驟。
一個明智的改革,是在堅持效率與公平理念上,對現實與人性的洞識,對市場原創力的尊重,而不是拋棄既有的成果,脫離中國市場初級社會的現實,那隻會讓我們得到一個新的烏托邦。
比新烏托邦更糟糕的是,把催眠後的假歷史當成正史,讓洗腦後的愚昧在部分人的頭腦中扎根,煽動起不可知的狂熱情緒為己所用。
所有的改革設想得到切實推進,底線是,既得利益階層是能夠得到一定程度制約的,主導者在推進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的過程中,既堅定,又有理性,更有一定的彈性,才能避免《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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