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與阿拉伯之春

紐約時報
托馬斯·弗里德曼
一項以“阿拉伯之春與氣候變化”(The Arab Spring and Climate Change)為題的令人信服的新研究於周四發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學者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為專刊撰寫的前言中說，以犯罪為主題的節目通常依賴“壓力因素”這一概念。她解釋說，壓力因素是指“情況或環境的突然改變，與複雜的心理類型相互作用，導致原本有潛在危險的人變得暴力。“壓力因素絕不是犯罪的唯一解釋，但它是導致災難的一系列可變性中的一個必然的重要因素。“阿拉伯之春與氣候變化”並沒有宣稱氣候變化引發了阿拉伯世界最近的革命浪潮，但論文把兩者結合起來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氣候變化、糧食價格（尤其是小麥價格）與政治的相互作用，是一個隱藏的壓力因素，它幫助引發革命，也使讓革命成果轉化為發展穩定的民主國家變得更加困難。

這本由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及氣候和安全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and Security)聯合出版的論文集，以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地理學家特洛伊·斯滕伯格(Troy Sternberg)的論文開篇，他論證在2010至2011年間，也就是阿拉伯覺醒的同時，發生了 “中國百年一遇的冬季旱情，”再加上其他主要小麥種植國（烏克蘭、俄羅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同一時期發生的創紀錄高溫或汛情，“導致全球小麥短缺及小麥斯滕伯格闡述說，全球小麥年產量中只有一小部分——6%到18%——是跨國界銷售的，“所以全球供應中的任何減少都會導致小麥價格的激增，對埃及這樣的國家產生嚴重經濟影響，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進口國。

數字說明問題：“在埃及，人們將38%的收入用在購買食物上，而麵包提供三分之一的熱量攝入量，”斯滕伯格指出。“全球小麥價格翻了一番，從2010年6月的每公噸157美元（約合978元人民幣）增至2011年2月的每公噸326美元，這對埃及的食物供給和來源產生了明顯影響。”2011年3月，就在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 被推翻後不久，全球糧食價格創下歷史最高記錄。

考慮到世界上九大小麥進口國都是中東國家：“其中七個國家在2011年爆發了政治抗議活動，致使平民死亡，”斯滕伯格說。“在那些經歷了政治動蕩的國家中，家庭平均花費超過35%的收入購買食物，”而發達國家中這個比例不到10%。

所有這些都是相互聯繫的：中國的乾旱和俄羅斯的森林火災，引起小麥短缺導致了麵包價格上漲，從而使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上的抗議加劇。斯滕伯格把這種現象稱作“危險”的全球化。

敘利亞和利比亞的情況也一樣。這本論文集的共同編輯弗朗切斯科·費米亞(Francesco Femia)和凱特琳·沃雷爾(Caitlin Werrell)在他們的文章中指出，從2006年到2011年，敘利亞多達60%的土地經歷了史上最嚴重的乾旱，同一時期的敘利亞人口正在迅速增長，而腐敗且低效的政府也被證明缺乏應激管理能力。

他們指出，聯合國與其他國際機構2009年報告說，有80多萬敘利亞人因嚴重乾旱而失去了全部生計，所以“大批農民、牧民以及依賴農業的農村家庭背井離鄉來到城市”，加劇了動蕩局面。未來的前景也不看好。費米亞和沃雷爾指出，“在旱澇等級方面，’數值低於-4即被認為是極度乾旱’，而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2010年的一份報告指出，未來25年氣候變化的後果是，敘利亞及其鄰國將面臨-8到-15的預測值。”他們指出，利比亞也面臨著類似的趨勢，利比亞的“主要水源是有限的古老地下水貯藏，因為沿海蓄水層逐漸遭到海水入侵，這種水源已經非常緊張。”

科學家喜歡說，就氣候變化而論，我們需要應付無法避免的問題，避免無法應付的問題。這就要求全世界的集體行動，盡我們的所能來減緩氣候變化，也需要採取地方化行動，構建適應性強的國家，以適應我們無力緩解的問題。而阿拉伯世界的所作所為正好相反。阿拉伯國家作為一個群體，是最大的反對減少石油和燃料補貼的遊說者。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數據，阿拉伯國家多達五分之一的預算是用來補貼汽油和做飯用燃料的，而不是用在保健和教育支出上，把阿拉伯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計算，這是一筆每年2000多億美元的花銷。與此同時，在當地，部落傳統和宗派主義正在蠶食阿拉伯國家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削弱了他們的適應能力。

正如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莎拉·約翰斯頓(Sarah Johnstone)和傑弗里·梅佐(Jeffrey Mazo)在他們的文章中做出的結論：“制度薄弱的新興民主國家可能會發現，他們在處理根本問題上，比他們所取代的獨裁政府面臨著更大的困難，所以他們在進一步動蕩的攻擊面前可能會更加脆弱。”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