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不能買什麼？

紐約時報
李華芳
桑德爾談另一種「公正」：金錢不能買什麼？

中國房地產商人任志強最近在接受《人物》雜誌採訪時說起一個細節：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手頭在讀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J·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著作《公正》(Justice)。立時有人打趣——中國又要掀起一股“閱讀桑德爾熱”了嗎？之前王岐山因為公開推薦法國作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時洛陽紙貴，托克維爾頻頻登上各種媒體的推薦閱讀名單，他的其他作品如《論美國的民主》也趕印新版。

邁克爾·桑德爾也是在中國頗富知名度的政治學家。2011年《公正》出中文版時他來到中國，在清華大學進行了公開演講。當時參與演講的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劉瑜在一篇後記中如此評述：“（桑德爾）教給讀者的與其說是真理，不如說是困惑；與其說是信念，不如說是遲疑。但困惑和遲疑並不一定是壞事。當思想太多地被權力用來當作棍棒，困惑就成為寬容的前提。當人人爭當殺氣騰騰的真理代言人時，遲疑則是一種智性的成熟。”這也概括了桑德爾著作的一個特點：開放式討論。
2012年12月，桑德爾的另一部著作《金錢不能買什麼》(What Money Can't Buy)由中信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在這本書中，桑德爾討論了市場經濟或者說金錢造成了兩個主要的惡果：一是“不公平”；二是“失意義”，侵蝕或扭曲原來的意義，換成倫理學家喜歡的詞語，或可說是敗壞了“道德”。同樣，這種討論也是以例子入手的開放式討論。

在人類社會中，毫無疑問，市場僅僅是配置資源的一種辦法。但即便是市場最為激烈的反對者，在回顧過去幾個世紀中發生的一切時，也不得不承認市場的有效性。不僅市場本身在擴展，例如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而且連帶強調市場作用的經濟學也攻城掠地，被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各個學科對這種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抵抗一直都存在，桑德爾的這本《金錢不能買什麼》也可以被看作是抵抗的一種。

以排隊為例子。在這本書中，桑德爾分別討論不同情況下“市場的勝利”如何改變了排隊的公正性，扭曲了人的激勵，擠出了人的道德，貶低了生命的尊嚴，以及貶損了命名的意義等。

書中提及，美國國會聽證會通常提前一點時間排隊入場，先到先得，這樣非市場的排隊安排，主要是為了保證每一個美國公民都有機會公平議政。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為了影響特定的議案，遊說公司通常有很強的激勵去佔據這些席位，因會間會後“說客”可以與立法者搭上話，影響立法，為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爭取好處。但說客時間寶貴，而遊說公司通常不差錢，所以就產生了遊說公司僱人排隊的現象。接下來僱人排隊產業也就應運而生。

桑德爾質疑說，這樣一來只要有錢就可以獲得席位，損害了排隊倫理，更進一步損害了民主價值。這可能說得有點大了。

舉另外一個例子。假設有一項關於環保的議案，沒什麼錢的環保團體很關心，然後有錢的能源大公司也很關心，兩者的政策觀點相反，前者想通過議案可能對後者產生限制，而後者試圖阻止議案通過，後者請了說客準備去遊說。但如果環保團體對這個議案足夠重視，還是可以提前幾天去排隊，無非是會增加一點時間成本。如果環保團體獲得新能源公司的資助沒準也可以僱人去排隊。而在預算有限的條件下，可以進行情感動員鼓動志願者去排隊等。總之，只要還是排隊的規則，僱人排隊只是加劇了競爭的劇烈程度，並沒有改變排隊的實質，因此也很難說是損害了排隊倫理，或者說損害了民主價值。

而專業排隊公司的成立，具有正面的外部溢出效應。首先部分解決了就業問題；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樂意為一部分報酬去排一定時間的隊，說客節省時間，並且這一自由交易無損排隊倫理和民主價值。不能因為需要排隊的時間更長了，就說這產生了不公平。不讓你排隊或許叫不公平，需要更早排隊則算不上不公平。

桑德爾另一個對於市場經濟的反駁是“失意義”。原本來說排隊者都是關心議案的公民或團體，但現在排隊公司的人可能完全對議案沒有興趣，只是關心收入。這或許使得排隊為參政這件事本身發生了些許改變。桑德爾認為如果國會聽證也變成可以買賣的商品，是對國會聽證的貶低。但這件事是好是壞，其實並不清楚。因為這裡唯一看見的標準是桑德爾認為這件事可能改變了排隊本來的意義，問題在於本來的意義是什麼呢？關心政治？在這個案例中，關心政治和排隊僱人排隊並不衝突，甚至某種程度上花錢僱人排隊發送了一個更關心政治的信號，因為這加劇了排隊位子的競爭激烈程度，迫使各個利益相關方都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資源和精力。要麼提早排隊，要麼僱人排隊，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都是更加關心政治了，甚至更尊重政治了。所以是不是“失意義”恐怕也不好說。

而這也正是桑德爾這本書的弱點所在，沒有指出我們如何去衡量意義，以及由誰去衡量其中的意義。不了解桑德爾的讀者就只能隨着桑德爾教授本人的好惡來對書中的例子進行判斷，而忽略了關於“意義”的多重解讀。通篇來看，任何一個例子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方式。從桑德爾方面來說，當然可以認為這是市場造成了“不公正”和“失意義”，但是同樣這也忽略了市場帶來的“正外部性”以及市場所讚揚的“企業家精神”以及所推動的“創新”。而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同樣也是很重要的“道德”品質。桑德爾陷入厚此薄彼的窠臼。如果我們承認兩種道德標準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而僅僅是更高層次的自由選擇，桑德爾的反對就不那麼可靠了。

當然，泛泛討論金錢造成了不公正以及金錢使某些物品失去了傳統的意義，也可以招致泛泛的反駁，例如金錢增進了效率和福利，甚至與公正並不衝突，而且還能促進道德水平的發展。總之，正反兩面都有道理。從這個角度上說，桑德爾提供了不少案例供討論，可以讓不同意見者就事論事，這或許是這本書最大的價值所在。

桑德爾式的例子在中國也經常發生。比如清華大學真維斯樓的例子，就是一個桑德爾認為可能會敗壞了意義的案例。真維斯是一家服裝企業，2011年要冠名清華大學的一幢教學樓，結果在中國媒體引發討論，最終不了了之。反對冠名者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真維斯”這個品牌商業化氣息太重，直接冠在清華的樓面，可能會改變“大學”神聖之地的“意義”。但這種階段性的對真維斯樓的抵製成功，並不說明傳統的意義真的勝過了一切。因為這很可能是忽略了“真維斯”這一品牌所呈現出的銳意進取的“企業家精神”。當然話說回來，如果是一家煙草企業來冠名，那麼清華的拒絕或許就又有了新的意義，因為煙草幾乎是不健康的代名詞，人們一般的確很難想像以煙草企業冠名大學教學樓這種事，要是煙草企業冠名醫學院大樓，那就更有點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況且煙草企業在中國屬於壟斷行業，也體現不出企業家精神。

所以，在《金錢不能買什麼》一書中，金錢不能買什麼的事情沒有統一的定論，而這正是桑德爾的特點：不一定給出對的答案，但是提出對的問題。

李華芳是專欄作家，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