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背後，人皆裸命

紐約時報
廖偉棠

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所生活的“例外狀態”不是什麼例外，而是常規。
—本雅明

“你算是什麼，不就是一條命，人命不值幾個錢。像你這樣的人，說你意外死你就意外死，說你是自殺你就是自殺。像你這樣的人，叫你頂案你就頂案，說你犯過多少刑案你就犯了多少刑案.......”這是小說《裸命》里的維吾爾族打手阿力對主角藏人強巴演說“裸命”最赤裸的含義。

2013年1月，香港作家陳冠中繼小說《盛世》之後的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裸命》在香港和台灣出版。讀罷翌日，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了上述虛構一幕的現實重現，但主角結局更悲慘。那是十五年前轟動內蒙的呼格吉勒圖案，蒙古族青年呼格吉勒圖夜聞呼救，驚見女子被姦殺，遂報警，竟被屈為兇手，62日後火速處決。九年後真兇落網並供認不諱，傳媒嘩然，而呼格吉勒圖卻至今未得到平反，其家人上訪受壓，近日老父赴京，下車即被“維穩”。原因很簡單粗暴：製造冤案的原公檢法人員，不少早已升遷，如何追究？

“裸命”二字，豈獨蒙古人呼格吉勒圖當之、藏人強巴當之，現實中還有河北人聶樹斌、福建人吳昌龍......不勝枚舉，盛世背後，人皆裸命。陳冠中預言的2013盛世早已滿盈，如今他又以一本《裸命》來為芻狗百姓存照。

關於“裸命”的另一解釋來自意大利當代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藉由古希臘時期代表生命(life)所使用的兩個詞彙自然生命(zoe)及政治生命(bios)開啟裸命(bare life)於生命政治律法內/外場域的表述。裸命為一種被排除法之外，置身阿岡本所云政治之原初結構—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中，介於自然生命與政治生命的生命態式。裸命是為現代政治建構的基本及主要單位，於法內法外有着悲情與困頓的樣貌。”（引自台灣英文文學與文化資料庫）

陳冠中未必是去演繹阿岡本的理論，也許恰恰是他所書寫的此時此國的人民都處於這麼一種例外狀態——無法、無天可以庇護的狀態。或者作為香港作家的他還想到了“裸命”的粵語諧音“攞命”，乃是“真要命”、“納命來”的意思，這裡的例外狀態即他第三章“異域”狀態，在後一狀態中，人若不攞別人之命，便被人攞自己條命。但是這樣一個例外異域，是怎樣層層羅織而成？每一個人又如何參與共織呢？

小說《裸命》中的“裸命者”包括一個被視作小藏獒的被包養男人，一群飛蠓和一車狗，一車上訪者與一間維穩賓館裡的上訪者，一個自焚的藏人以及更多藏人——小說寫的就是一個人的法外狀態，一個群體的隨時可以被消失狀態，一個族群的被脅逼狀態。

小說《盛世》中籠罩着主角老陳的那種尋找慰籍而不得的憂傷，也在《裸命》中籠罩着主角強巴。強巴的存在一度維繫於包養他的漢族女人梅姐，亦一度維繫於她送給他的車，甚至梅姐的女兒貝貝，一旦失去梅姐的關照，他的生命在北京就任人魚肉。當強巴離開拉薩前往北京尋找貝貝，那一章進入一個壓抑下去的例外狀態，介乎《盛世》所寫的好地獄與偽天堂之間。強巴開始漸漸意識到自己的裸命狀態，通過思考那些無意義地死亡的蠓蟲:“現在，蠓的命運與我的命運撞上了，那麼撞死它們的也只能是我了，它們逃不掉，我也逃不掉。”逃不掉的不但是施殺者的命運，也是被殺者的命運——這一點他要到最後在維穩賓館擔任保安才覺悟到。接着他遇見尼瑪——另外一個藏人，後者反覆講述的死亡衝動，由一場毫無理由的車禍來驗證。陳冠中一直平實的敘述，在這一章帶有公路電影感的場景中開始略帶魔幻，現實的恍惚呼應着強巴的動搖：他之前一直習而為常的自得生活實際上危機重重。

愛比死更冷，在死亡的提醒下，強巴此前對性愛的焦慮獲得了意義：強巴對梅姐的喪失性慾，實質上是對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產生懷疑，他靠觀想“度母”的形態來獲得性慾，絕非對本身文化的褻瀆，而恰恰是一種返源式的尋求，就像古希臘的大力神安泰必須從土地母神蓋婭那裡獲得力量一樣。

藏傳佛教中，白度母為觀世音菩薩的眼淚所化身，象徵其慈悲救難。對於作為自然人的強巴來說，他最早的救度來自性的救度，這部分情節是陳冠中最大膽的構想，隨時會被追求政治正確的人指責他褻瀆宗教。但是我要為之一辯：度母千萬度必然包括性愛之度，未經此度難以語更高的救度，如同倉央嘉措說的：“默想喇嘛的面孔/不顯現在心上，/沒想的情人的容顏/卻映在心中明明朗朗。”度母像順利的擔當了從信仰過渡到情慾的橋樑，強巴發現度母像與貝貝的相像，為他自己的背叛和覺醒提供了一個臨時的正當性，驅使他脫離拉薩的懸浮狀態（亦即被動的例外狀態），漸漸進入一個主動的例外狀態，亦即本雅明所說“真實的例外狀態”中。

貝貝在北京的生活，就帶有這種主動的成分。她是自由職業的設計師、雙性戀者，愛護動物並行動去解救將被屠宰的狗——強巴和貝貝的重逢即以此為背景，這樣一個人物為作家陳冠中所鍾愛，就像是從他2004年的作品《波希米亞中國》走出來的典型，這樣一個後現代社會典型與強巴這個幾乎還是自然人的典型相碰撞必然有火花。貝貝也喜歡上強巴，並不只是因為出於報復母親的慾望。狗的意象貫穿始終：強巴被視為藏獒——貝貝曾認為他不如狗——強巴拯救狗車上的傷狗得力終於獲得貝貝信任——他們倆相戀並且在“狗窩”一起相依為命，這種生存是例外於北京城裡的盛世的。

但貝貝畢竟不是白度母，她有自己的尋找。在他倆分手的最後一夜，強巴的內心獨白最為感人：“我慾火焚身，你焚身侍我，我的救度佛母，慈悲的卓嘎，我的葯，我的甘露......”這是訴說貝貝也是訴說度母。度母為強巴安排的最後一劫是讓他置身於一個最為人間地獄的例外狀態中，那就是北京的一間維穩賓館。

阿岡本曾引用德國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論點來闡釋裸命：“集中營是支撐集權主義統治之最基本準則”（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寫：“集中營被視為例外在於其為一塊被置於司法之外的疆域，正因為被置外才又必須被攫捕於司法之內加以控管。集中營里的人被剝奪政治公民身份，降為裸命，由主權(如納粹)決斷及法懸置/棄置之方式來定其生死。”），如此看來所謂維穩賓館，實際上與集中營無異，它非法控制上訪者的自由但以和諧的名義，裡面關押的上訪者生死與奪取決於保安打手的心情——而強巴，意外地受聘於此成為打手的一員。

也許是對自身的裸命狀態的隱約有感，強巴從一開始就對裸命的上訪者抱有同情，雖然他尚未能如解救狗一樣解救這些被視為芻狗的人們，只是在他逃離這一例外異域之時把自己的手機扔給了被關押者。這裡陳冠中的處理還是曖昧的，強巴給自己的遁詞是不想手機留在身邊暴露逃亡行蹤，但亦是他不願意承認自己與芻狗們的同病相憐，他始終認為自己是自由的自然生命，直到維吾爾族打手阿力告訴他，他的命如何赤裸，直到“主權控制者”直接要“攞”他的命。

不是維穩警察，而是他的政治生命在最後一刻追捕到他，這個生命以藏人尼瑪的自焚呈現，裸命之人強巴才終於與他裸命的民族相遇。他之前對貝貝/白度母的囈語在此刻終於落到實處：“你的烈火也焚燒盡了你心的魔障和身的不由自主，你就好像是脫了一層皮，消了幾生業，更接近解脫了。你焚燒的時候，我是在你身邊的。”關鍵是“身的不由自主”，這是裸命人的桎梏，在此時此地的困頓中竟只有最極端的方式方能消除。還好強巴不用以尼瑪的方式解脫，現實中的貝貝救他出北京送他車子回西藏，精神上的白度母真正引領他回歸其故鄉，正如強巴的最後一句話：“現在，先把度母帶去送給我的奶奶。她會喜歡。”藏人的身份認同必須以藏人自己的方式完成，無論是燃燒還是回歸，還是回歸之後的再出發。

再出發，去認識各個民族的地方，“跟各個民族包括漢族打交道，長見識。”這是強巴樸素的心愿，也是陳冠中的期許。陳冠中最後對強巴的期許也代表進步漢人知識分子對藏人的期許，誠懇而未必為藏人待見，但無論如何，我們要阻止的是例外狀態變成常規，變成永遠存在，如果人皆裸命，那麼反抗裸命，應該成為無論藏人蒙古人維吾爾人還是漢人的共識。

廖偉棠是香港作家、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