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田晨煒
4月末的北京，單向空間花家地店內正進行着一場異常低調的展覽。一台台iPad懸掛在牆上，無聲地放映着一張張向屏幕外提出問題的面孔：「怎樣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選擇？」，「什麼時候才能獲得想要的自由？」，「為什麼要給別人貼標籤？」……它們在等待身邊的人們戴上耳機，邂逅一個個問題。
單向空間，女孩戴着耳機觀看+box「回歸」展。
Courtesy of Shen Bolun
這是+box「回歸」全國展的第13場。由26歲的沈博倫發起的視頻記錄項目+box，用一年半的時間拍攝了全國十個城市1000名年輕人對世界的提問。以這些問題為素材的展覽正在全國進行，並將在今年夏天走出中國，前往赫爾辛基藝術節參展。
+box項目本身就產生於沈博倫對自己的一個問題。
2013年7月，沈博倫24歲，距他離開大學、進入活動策劃業僅僅過去一年。在此之前，他走的是一條人人艷羨的道路：生長在上海、北京，考進中國傳媒大學，畢業後加入業內頂尖公司，收入可觀……一切因素都指向更加美好的生活。但就在這樣的路上，他卻感到迷茫和無助，他選擇停下腳步向自己發問：「這一切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box創始人沈博倫
Courtesy of Shen Bolun
和沈博倫一樣困惑的，還有同齡的一大批同事、同學。他坦言：「大多數人都類似，儘管行業不同，但都是在為他人的價值服務，甚至沒有他人，只有公司的利益。」
在掙扎中，沈博倫決定辭去工作去創造服務自身的價值。他購置了攝像機，研究了拍攝方法，用近一年半的時間，遊歷北上廣等十個一、二線城市，同1000個年輕人交流，了解他們的迷茫困惑。
關於具體的記錄形式，沈博倫想過用他人的故事或自己的文字，但最終還是選擇了+box現在的呈現形式：他讓所有年輕人直面鏡頭，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有機會向全世界問一個問題，你會問什麼？」
+box的本意是要跳出盒子，提出問題。面對鏡頭，1000個年輕人說出了對自己、對世界的困惑和質疑。這些問題涵蓋了各個角度，從「人為什麼活着」到「人為什麼懼怕死亡」，從「大學的意義」到「婚姻的意義」，從「夢想的存在」到「物質的重要性」，甚至也有人無題可問。被父母限制了發展方向的一位大連女孩提出了對父母的思考，「我父母不希望我出國，又覺得女生繼續讀書無用」，只能留在父母身邊工作的她問道：「父母到底是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
通過收集1000個關於生命、事業、愛情、理想、社會、環境、物質等各個方面的問題，沈博倫期望能記錄這一代年輕人對自己的反思和對世界的困惑。他表示，人們越來越習慣去關注問題的解決辦法、尋求一個問題的不同聲音，對提問的鼓勵卻越來越少。
結束了第一期拍攝的+box已經全面進入策展階段。沈博倫說，雖然有無數書店、咖啡廳等公開空間表示願意免費提供場所，也沒有受到政治方面的阻礙，但+box面臨的依然是一個缺乏藝術投資和理解的市場。原定的影像設備展的籌辦因為資金和展覽館場地的問題陷入困境。
2015年5月16日，沈博倫在北京居住的公寓里接受了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訪。採訪中，他談及了對+box項目的規劃與未來，對年輕一代的看法，自我意識崛起的表現和拍攝過程收穫的其他感悟。以下是對談實錄，對話經過編輯和刪減，未經受訪者審閱。
問：能簡單介紹一下+box項目的整個過程嗎？
答：我在2013年7月因為工作上的困惑決定辭職做+box，先做了兩個月的準備工作，包括購買設備和學習拍攝等。9月15日正式開始拍攝，隨機挑選了十個一、二線城市，每個城市收集100個年輕人最想問世界的一個問題。2014年底，拍攝正式結束。挑選一、二線的城市主要是因為當地的人們往往物質方面更富足，所以在精神層面投入的精力更多，考慮得更深入，更有時代意義。目前這一階段正在做一些相關的展覽。
問：這1000個問題中有哪個是很特別，令你印象深刻的嗎？
答：很難說。其實階段性的印象深刻是有的，尤其是在一開始的時候。比如這個問題以前沒有人提過，這個角度以前沒有人想到過，當時可能覺得挺有意思的。但做完十個城市1000個問題後，從現在來看，你會發現人的共性遠遠大於個性，所有的問題都逃脫不了一個社會的範圍。
問：所以這1000個問題中很多是重複的。那從共性來看，有什麼趨勢呢？
答：有重複的，而且基本上大量是重複的。但是背後的故事是不一樣的，同樣的問題，提出的背景並不相同。這也是為什麼在逐漸拍攝的過程中，我們加長了對話的部分。從整體來看的話，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流露出自我意識爆發的跡象，尤其是90後的人。比如很多學生就開始質疑「大學的意義是什麼」，另外現在無論是工作的人，還是高中生或者初中生，都有人選擇或關注gap year（間隔年），這些幾乎是從前沒有過的。再比如80前的人，一般很少反思自己的父母，頂多覺得父母不理解他們。但是現在的很多人，現在的90後開始反思說，父母的存在是不是其實是一種綁架，是不是一種阻礙，而不是促進作用。總體來說，所有人開始質疑所有東西，不再像過去一樣，什麼事情都有標準答案。
問：你如何看待這種所謂的自我意識爆發？有什麼意義呢？
答：我覺得這種個體意識的崛起，可能對整個國家和社會都是有益處的。因為移動互聯網的原因，人們的選擇和探索更多了，但是根深蒂固的一些社會上的東西又沒有變化，所以這一代年輕人會有很多掙扎和迷茫，會痛苦。但每個人都開始質疑的時候，就是標準答案不再存在的時候。這些對自我的構建是非常有好處的。年輕人變得更注重實現個體價值，他雖然困惑，但是在努力探索自己生活的意義是什麼，不像以前追求很盲目的集體主義。越來越小的孩子都開始思考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這是一個慢慢的演變。
問：從共性來看，這是一個自我意識萌芽的時代，在這種共性之下，除了你提到的發達城市居民的精神層面會更豐富以外，還有其他群體之間的差異嗎？
答：有。女性的自我意識要明顯更強一些。在關於兩性關係、婚姻方面的問題中，有一部分女性不約而同地質疑了婚姻本身的價值和意義，這是跳出傳統的一種反思。但相對的，男性在婚姻方面關注的都是物質問題，依然是主流化、傳統化的一些思想。
2015年4月，+box「回歸」全國展第18場在廣州聯合書店舉辦。
Courtesy of Shen Bolun
問：你如何處理和剪輯這1000個問題？都做了哪些展現形式，有什麼主題？
答：我們現在在做一個比較社會化的展覽，叫「回歸」，計劃做100場，已經完成了20幾場。這是一個很概念性、實驗性的展覽，將1000個問題不做過度剪輯地在全國各地的公共場所播放，如咖啡館、酒吧、書店等。之所以叫「回歸」是因為這些問題其實來源於生活，我們把它們放到公共場所去，讓這些問題回歸到生活各個角落裡。
除此之外還有「漠視」的行為表演。我設計了一個裝置，在一個木盒子前面嵌上iPad，我頭上戴着這個盒子到一個特定場所去，盒子上的iPad反覆播放剪輯好的與場所相關的問題。比如說我曾戴着這個裝置在北京大學門口和教室里放一些跟教育相關的問題。很有意思的是，我坐在教室里播放這些問題，比如大學的意義，但周圍的學生並沒有反應。以後可能會到墓地播放關於生死的問題等等。
最後還有「直面」的藝術展，進入一個美術館或正式的展覽場所來做一些交互性的展覽。今年夏天還會參加赫爾辛基藝術節。
問：「直面」和「回歸」有什麼不同呢？三個展覽形式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答：「回歸」的實施方式更前衛但也更容易，我們向公眾大量徵集借用iPad，到願意提供場所的咖啡館等公共場所去播放，這是一種人人都參與進展覽籌備的方式，每個人都是策展人。而「直面」需要正式進入美術館，這在資金上以及設備上要求就很高，對現階段的我們來說是一個問題。
這三個展覽其實是，源自生活的問題「回歸」到生活去，人們「漠視」這些問題，再到最後「直面」這些問題。
沈博倫在北大門口進行「漠視」行為藝術展。
Photo by Eriica/Courtesy of Shen Bolun.
問：+box項目未來還有什麼打算？
答：有可能會繼續拍問題，也可能會換一種方式。比如現在的問題都是由我去拍，我的視角太單一，而且數量上也太少，在考慮讓所有人去拍所有人，讓每個人去記錄每個人，這個是會比較好玩的。
問：整個項目進行過程中遇到過什麼困難呢？
答：資金可能算一個，我們在網站上做過籌款用來拍攝。目前這兩年一直沒有盈利，但我認為這個不重要，我想做的是記錄事情、發現事情，不想被資金問題困擾太多。資金問題在未來可能限制我的表現形式，但不會成為項目的根本性阻礙，我還是會堅持做下去。
問：感受過1000個各種背景下的問題後，你自己本身有沒有什麼改變？
答：我自身是有很大變化的。問題代表的是思考方式的轉變，對事物的多元看法，對自我意識的重新構建。對於每個人來說，只是一個問題。而對我來說，每天都在直面這些問題，逼迫我對自我、對環境、對社會等重新思考。相當於我整個人從思維方式到生活狀態都變成了質疑。其實這樣一來，我的包容性更強了，對很多原有的對錯優劣產生了質疑，覺得很多都是對的，都是可以的。比如我原來的想法是要改變很多年輕人，但後來就覺得這隻應該是一個記錄，按自己的想法改變社會能滿足一部分人，但一定會使另一部分人不滿，自己的方法不是社會的標準。
問：你是因為對事業產生困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或工作的意義所以辭職開始做這個項目，現在的你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了嗎？
答：我還不太確定。我並不想為自己貼上一定的標籤。我不能明確自己想做的具體職業。但我知道我想成為一個記錄者，這就可以了。
田晨煒是紐約時報中文網實習生，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在讀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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