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好人

健吾

這陣子，日本的傳媒都在談原子彈爆發七十週年。歷史故事，理應不會改變的。意即，同一個故事，每年要説一次，可以用什麼方法呢？大概是找女明星（或男明星）重訪港島，引述一些史料，找一些自稱悻存者的日本人，回憶一下。

最近，有網友在日本，跟一位老婆婆聊天。她的説話，發人深省。
人活得久，好像會多點勇氣，説真實話。

網友説，那老婆婆跟她聊「關於原爆」的事。老婆婆説：「日本人呢，單獨來看，每個都是好人，但聚集起來卻會做出壞事……當上面的人犯錯的時候，大家都沒理會，因為每個人都只顧關心自己的事。」

在日本，或香港，大家都覺得「做一個好人」好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什麼叫好呢？好有很多定義，也有很多評分標準：在人生適當的時候要做別人做的事，幾多歲讀幾年級、幾多歲要交男女朋友、幾多歲要結婚、幾多歲生孩子。在職場上，在日本，有一套「好人」的基準：不要拖人家後腿，不要令隊友難做，不要搶掉下屬的功勞。在香港，也有一套「好人」的標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要令隊友難做，有黑鍋要背的時候也不要推下屬去死。但人活久了，你大概會知道，在職場上當一個「好人」，有兩種下場。一是一事無成的廢物，他們的同事形容他們的時候，因為想不到他們有什麼特別的「讚詞」，就會下意識的告訴你：「其實ＸＸＸ也是一個好人」。如真的做「好人」，在商業社會，是生存不來的。比方説，最近有一家大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因為在工運的時候站在員工那一方，工運完結，他就被解僱了。做好人，有什麼意義？

要當一個好人，好像是很多人教孩子的目標。日本的家長會如何教孩子成為一個好人呢？有很多不同的説法：要有同理心，要想人家的難處，要知道自己的目標，要有夢想，要做一個有用的人，要做一個覺得每一天都過得有意思的人……而香港的孩子呢？好像是一個又一個好實在的目標：要考鋼琴八級試，要做公文數，要考好成績，要入好的小學、中學、大學，要回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期望，就叫好。

但在社會，當一個好人，是什麼意思呢？比方説，除了身邊的好，如存好心，説好話，做好事之外，還有很多更高層次的問題，不一定做一個「好人」就可以解決。我們不會懷疑去悼念香港般咸道那四棵古樹的市民，心地不好；正如我也不會懷疑那些出心出力，到三一一事件（東日本大地震）災情嚴重的地方做義工的人，心地不好。只是，在香港只是憑弔，不去問「如何完善香港保護樹木的制度」，或犬儒地認為「談制度總會不了了之，我『小人物』不會談高深事，只會去憑弔，去表態，我已經做了我要做的事」，那對社會會有什麼好處嗎？只是，去被害的地方，做幾天義工，之後又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忽然有一些外人介入了當地人的生活，會對當地人有什麼影響呢？有看《深夜食堂大電影》的觀眾，就會明白，義工的出現，對被服務對象不一定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世情是複雜的，諸般好百般壞，都沒有那麼清晰明確。盲目地要求自己要做好人，站在道德高地，可以生存下去嗎？同理，要求別人要跟自己，使用同一道德底線去活，幾乎是不可能的了，那我們又如何跟那些跟自己道德地線不盡相同的人共存？

健吾 簡歷
80年生，香港專欄作家，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著書超過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東亞流行文化軟實力及多元性別關係等議題。

日本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