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希臘化

希臘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後於2009年發生財政危機，在2010年向Troika(European Union,歐盟，European Central Bank,歐元區央行，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國際貨幣基金)要求紓困後，就風波不斷，三不五時就上國際財經頭條新聞。

希臘當然要為自己的財政危機負責，但是它向Troika要求紓困，Troika開的藥方卻是撙節方案，一開始就有以Paul Krugman為首的凱恩斯學派經濟學者大加撻伐，因為經濟衰退是總體需求不足引起的，政府應該透過財務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提升總體需求，撙節方案是反其道而行，開錯藥方只會讓病情雪上加霜，後來數年的發展果真一如凱恩斯學派經濟學者最早預料的。其實所謂的撙節方案目的是在確定希臘有能力還錢，不是為了希臘經濟重建。當初希臘拚命借錢，而以德國德意志銀行和法國巴黎銀行為首的歐洲銀行則拚命借錢給包括希臘在內的南歐各國，剛出事的時候若放任希臘違約倒帳，數千億歐元的呆帳不但會壓垮以德意志銀行與巴黎銀行為首的國際大銀行，更會拖垮全球經濟。國際知名經濟學者Joseph Stiglitz亦批判紓困方案只是在趁火打劫，只不過以前World Bank 和IMF打劫的對象都沒有已開發國家，希臘是首開先例的已開發國家遭遇到如此待遇。

改革不必然要撙節，這裡不是同意過於優沃的公務人員福利或是像苗栗縣一樣巧立名目，浪費公帑，那一部份應該要改殆無疑義，但是整體政府支出不應該降低，特別在經濟衰退時。改革主要在資源重新分配，作最有效率的運用，將錢花在刀口上。再者，改革需要循序漸進，讓人與企業有時間調整，希臘的結構性調整幅度之大比較像革命，已經退休的人員忽然退休金被大砍，還有稅的增加，叫人如何因應，難怪社會亂成一團。

希臘為何落到今天的地步？一般的答案是政客在選舉時亂開缺乏財政紀律的空頭支票，這只是整個過程的一環。希臘的問題其實蠻複雜，牽涉到很多不同的面向，包括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加上歐洲各國間過去歷史上的恩怨情愁。未來學校不同的系所特別是政治系、政府治理、國際關係、財稅、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社會福利、民族研究、社會心理學、犯罪心理學、總體經濟學等都會拿現在的希臘當研究案例（case study）。

除了經濟面外，紓困案對希臘主權與民主的挑戰是另一個議題，其實在加入歐元區之時，大部分國家都要同意放棄自己的貨幣，並要遵循歐盟設定的財政規範，這些規範在討論紓困的時候，其反民主的特性更顯突出，聯邦主義派與民族主義派（Federalists vs. Nationalists）的矛盾益發尖銳。希臘人民能不能決定自己的前途？他們的決定如果和歐盟的要求有矛盾該怎麼辦？

希臘已經變成「沒有財政紀律」的代名詞，美國共和黨幾年前就有重量級人物呼籲美國不要希臘化，每次希臘財政危機重返國際媒體版面，類似的山谷廻音（echo）就會從世界各地發出。台灣也有人不時警告「台灣希臘化」的危機，最近苗栗縣的財政赤字破表，「苗栗希臘化」一詞也開始朗朗上口。

中央政府能不能有財政赤字？若有，需不需要設上限？這已經牽涉到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思想學派，政府和人民的關係應該是什麼？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概念被最近數百年大部分先進國家所接受，它的內容應該是什麼？若是要照顧弱勢族群，中央政府就幾乎不可能永遠維持收支平衡。

經濟衰退時，若其它條件不變，政府稅收會減少，在比較先進的國家，社會福利支出會增加。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如果堅持收支平衡，不能有財政赤字，稅收減少的結果是開支也減少，那麼那些開支會被砍呢？通常是最不會為自身利益挺身而出的最弱勢族群被犧牲，但是非常不幸的，在經濟衰退時，最需要幫助的正是這些最弱勢族群，但這是否與社會契約牴觸？

中央舉債多少才算太多？根據法國經濟學者Thomas Piketty在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21世紀的資本）一書中指出，從歷史來看，現在希臘的債務率（debt / GDP ratio）並不算高，在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美國的債務率都遠超過希臘。而Paul Krugman在一開始就指出，撙節方案馬上減少GDP，造成債務率馬上飆高，惡性循環的結果，受害的是無辜百姓。強調注重債務率的人，當然有他們的一套說法，雖然這幾年來的實際發展對他們的論述較為不利，這牽涉到經濟不同學派的思維論戰，不在此贅述。

有人聲稱台灣有的縣市不顧財務狀況，仍強推社會福利，諸如老人假牙，幼兒安親補助等，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這牽涉的地方稅收和中央補助款以及地方政府的權責，中央與地方的金錢關係要如何訂定？若是像中油般污染高雄，稅繳台北，或是如台塑六輕，污染雲林麥寮，稅繳中央，怎麼能怪高雄人和雲林人憤憤不平。

台灣的年金當然要改革，除了財政問題，更牽涉到公平正義，但是改革年金要整套財稅改革，實施過程需要循序漸進，讓受影響的人能夠調整適應。財稅在稅收面和開支面都要改革，要兼顧效益與公平和永續發展，更要從現實出發。理想上企業也應該繳稅，實際上要對國際企業課到稅非常不容易，和其它先進國家類似，台灣的國家稅收有七成多來自受薪階級，來自企業的稅收在過去數十年因為全球化，加上稅法優惠，佔國家收入比例愈來愈低，如何增加稅收，是現今世界很多國家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