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台灣能修成「正果」的話，還真要回頭感謝王曉波等用另類的激將法，敦促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能不再分彼此，揉和成一團泥，燒成一塊塊堅硬的磚，盤石上蓋起矗立的大廈，丕基永固。

黑箱課綱事件暫告一段落，相關各方傷痕纍纍，抗爭的中學生們，殞損了一位早熟又卓然獨立思考的優秀先行者林冠華，和付出難以估計的血汗熱淚；教育部長林思華及以下一群官僚，淪落到被學生嚴重抗議，不但達到空前斯文掃地地步，並訴之公堂，留下歷史的一頁。而主導「課綱微調」的王曉波們，看似隔山觀虎鬥，絲毫未傷，反坐收其利，其實，以宏觀角度來看，王曉波們和背後影武者馬英九，是道道地地的輸家。去年太陽花學運，拆穿了馬英九傾中集團狼子野心，今年這次反黑箱課綱的白玫瑰運動，更深層地進到「拒絕洗腦」的意識形態釐清。正面地説，向來少談「政治」的年輕人們，突然全面爆發「台灣意識」的覺醒，舉少年周天觀那句話：「我是台灣人，為什麼不能講台灣獨立？」真令人如聽暮鼓晨鐘，振聾發聵，「台灣有希望了！」如股電流暢體，如此自然，如此美妙。

台灣的居民組成，主要可粗分為已居住千年以上南島語系原住民；較早（例如清朝）之前自中國福建、廣東沿海移居台灣的男性居多的先住民（即籠統稱為本省人者）；還有二戰後尤其1949年後自中國來台的新住民（即籠統稱為外省人者）。本文為了行文方便，以原住民、本省人、外省人之通常慣稱稱之，合先說明。不可諱言，二戰結束，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受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之令，代表來台接收台澎，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統攝政丶軍、司法大權，形同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的延續。而來台接收之人員，除少數是早年在中國活動而返台的所謂「半山」者，其餘約99％都是來自中國各省的黨丶政、軍、特、教人員。尤其1949年國府對匪戰爭徹底失敗，200萬軍民大舉撤遷來台，雖是敗軍流民，但在國民黨私慾作祟庇護下，一部分的「外省人」心理上蛻變為「光復台灣的功勞者」，以「征服者」的身份來看待「被光復」的本省人和原住民。種種岐視和不公平以待，不勝枚舉，在此略過。

就是因為「不平則鳴」，所以所謂「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鴻溝，於是產生，早年有不通婚之陋俗，但在當年是可以理解的因果，也是時代的悲劇。隨著時間沖刷彼此間的稜角，也就漸漸彌平融合。但有一點，即是「國族」的認同，始終困擾著眾多的人們。在早年，差不多所有身份文件上，都有一欄「籍貫」須填，即是父方的省籍，兒女均從之，不得更改。實際而言，原住民和本省人，籍貫皆為「台灣省」；外省第一代，男女各有其籍貫，似無妻從夫籍貫之規定。而外省第二代，在中國省份出生者，當然以父之籍貫為籍貫，縱使在台灣出生者亦然。

籍貫之規定，為身份或出國䕶照重要一部分，甚至學校畢業證書都要載明。籍貫記載有誤，該證明極有可能因此失效，可見其重要性。但籍貫之記載，除了身分證明多一重辨認用途外，事實上並無實際意義。（但在民國三丶四丶五十年代的高普考等國家考試，分省錄取，例如某職系要錄取360人，因全國分36省，台灣省占1/36，所以只能錄取10人，其他350人各依其籍貫錄取之，造成外省籍貫可以大部分錄取，而台灣省籍者可能數千人只錄取10人之荒天下大唐事，後雖採對台灣籍考生加數倍錄取方式補救，但還是錄取比例懸殊，最後才廢除此一「省籍岐視」規定。）

籍貫規定僵化了在台灣共同生活同胞的身份融合，六十年代即有有識之士私議應該取消，然受到權力掌控者外省族群的強烈反對，認為是「數祖忘典」的行為，難以保持外省族群的「優勢」，失卻「反攻大陸」動力。 但到了1990年，美國移民法案將台灣與中國移民配額分計，每年各為2萬5千人，此時在台人士籍貫登記為中國省份者，變成要和大陸十多億人爭移民配額，豈非滄海之一粟，於是趕緊務實地修改戶籍法，廢籍貫而改為「出生地」，從根本上拿掉省籍畛域，達成了加速省籍融合的實效，其抽象意義有點像中國東晉王朝的「土斷」一樣。

台灣廢「籍貫」制，産生了一種非預期的效果，即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畛域模糊化，有利於台灣本土意識的培養滋長，進而對台灣野心勃勃想併呑統一的中國的意圖，有較清楚的辨析力，尤其所謂「外省第三代」，其實大部分都已拋棄父祖輩所顧慮「背祖」包袱，更不要講什麼「大中國主義」的空泛大餅，很多都堅定地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去年太陽花學運以大學生為主的年輕世代，展示的是對大中國主義壓境反彈的公民覺醒，今年以高中生為主的反黑箱課綱活動，更是延續了對大中國主義步步進逼洗腦的抗議，也將公民覺醒深化擴大為國民覺醒。一個高中生林冠華，選擇在20歲生日那天燒碳自殺，用青春年華捍衛思想自由；一個17歳據信是所謂外省第三代的周天觀，大聲吶喊「我是台灣人，為什麼不能講台獨？」一群高中生，翻圍牆，闖教育部，被警察大人像捆豬一様上手銬送法院，勇敢面對司法的威嚇和可能的懲罰，為的是什麼？他們走在引導之路，令你我汗顏不已，可敬可畏的少年郎！

王曉波1943年在中國出生，1949年隨中校憲兵營長父親來台，母親章麗曼留上海入新華社工作，加入中國共產黨，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之一，1953年蔡孝乾變節供出省工委會案，導致其母被國府槍斃，父親以「知匪不報」被判刑七年。他在1972年和陳鼓應所引發的「台大哲學系事件」，株連了一堆無辜同事失業，自己卻被安排躱到國民黨中央黨部陸工會領薪，後來又被安排到世界新專教書迄今。他説調整課綱是為了幫國民黨增加論述能力，但他早在2010年出席北京台研論壇時，痛斥台灣歷史課綱的不是，強調馬英九有「撥亂反正」的決心。如今他真的蠻幹達成課綱調整，但付出撕裂政府與青少學子的信任與和諧，他到底是真心在幫國民黨，或意在向他永遠的「祖國」中國交心，報殺母關父之仇？

王曉波的作法，看似一箭雙鵰，卻是弄巧成拙。國府固然微調了課綱，但又被立法院要求立即開始檢討，教科書也可以重選，教育部贏得面子輸了裡子。而中國似是毫不花成本贏得「撥亂反正」，但卻不知不覺戴上欲聯合國民黨「洗腦」台灣學生的帽子，就像變魔術，或國王的新衣，被看穿了就不值一毛錢，反而激化了台灣主體意識的建立和鞏固。近年來，像王曉波這種自認「中國人，不是台灣人」的比率已降低到3.5％，隨著老一代外省鐡桿深藍的離去，補充的又是「抗獨史」等之涓細末流，「統派」之河非斷水源而乾涸不可。

有一天，台灣能修成「正果」的話，還真要回頭感謝王曉波等用另類的激將法，敦促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能不再分彼此，揉和成一團泥，燒成一塊塊堅硬的磚，盤石上蓋起矗立的大廈，丕基永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