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美國領導人無論屬於何種政治黨派，一般只會追隨兩種相互對立的經濟學派。一種是主張小政府的傑弗遜流派，該派痛恨大規模，認為繁榮來自獨立的商人、農民與其他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另一種是漢密爾頓流派，堅信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強大的組織機構。機構中最為重要的是聯邦政府，是私營企業至關重要的合作夥伴，修建公路與學校、提供貸款，資助科研，所採取的方式個體企業難以企及。
當然，到了今天，共和黨人就是傑弗遜派，民主黨人則是漢密爾頓派。但也並非總是如此。屬於傑弗遜流派的就有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南部邦聯各領導、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與里根(Ronald Reagan)。屬於漢密爾頓流派的也有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亨利·克萊(Henry Clay)、林肯(Abraham Lincoln)、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老、小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與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
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的《希望的樂土》(Land of Promise)以此作為分界線，寫出一部宏闊的美國經濟史。該書史料豐富，其中不少令人驚喜，而其主題則對可謂美國今日面對的唯一至關重要的問題影響重大：我們的經濟怎樣才能更快、更持續與更公平地發展，從而保持美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地位並改善本國國民的生活？
林德是華盛頓新美基金會的創始人，著有多部政治史書籍，在本書中一開始他便坦承，自己的論點會使一些讀者不太舒服。“本着哲學兩派的精神，這些政治經濟學流派對美國經濟的成功各自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相互對立的作用力所產生的動力比任何一方的完勝更為有利，做出如此結論自然皆大歡喜，”他在書中寫道。
“但其實不是這樣，”他接着寫道。“美國經濟的優點，主要緣於漢密爾頓一派的發展觀，而其缺點則大多源自傑弗遜一派的生產觀。”
漢密爾頓發展觀修建了伊利運河(Erie Canal)、橫穿大陸的鐵路、政府無償贈地的大學和州際公路系統。在此過程中，美國成為一個巨大的、相互連接的市場，一個諸如美孚(Standard Oil)、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強鹿(John Deere)與西爾斯-羅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等公司得以繁榮發展的地方。美國政府——尤其是美國軍方——在發展的早期，在資助創新方面也發揮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那些生產出噴氣發動機、收音機（以及後來的電視機）、雷達、青霉素、合成橡膠與半導體的行業，均源自政府資助的研究或採購。而互聯網根本就是國防部建的。
據丘吉爾的說法，“一戰”時期的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曾經說過，美國就像“一個巨大的鍋爐”，“一旦鍋爐生了火，它所產生的能量就無限了。”林德的目的在於用主動語態表達愛德華爵士的觀點：政府通常點火，而大型企業則常常產生能量。
而林德也有充分的理由為自己辯護。他敏銳地指出，傑弗遜派自己在治理國家並為國家謀福祉時，常常也會改變態度。身為總統，傑弗遜在聯邦對運河、公路與生產廠商的支持上，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傑弗遜的繼任，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簽署了一項建立一家國家銀行的法案，而他此前卻是痛斥這種設想。南部邦聯各領導，在公開反對中央集權之後，意識到他們需要一台經濟的機器以支撐一場戰爭，並開始了“一個自上而下政府引導的工業化速成項目，這種做法比漢密爾頓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林德寫道。現代的傑弗遜一派，如里根與喬治·W·布殊，在任期間，都曾主張削減開支，意在擴張政府的範圍。
然而，該書儘管邏輯嚴密，但其主題卻有一個基本的缺陷。林德從未解釋清楚美國何以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人均收入比瑞典或加拿大高出20%，比德國高出將近30%，而比中國高出將近500%。說起來，其他國家在許多方面，實行的政策比美國更具漢密爾頓一派的特徵，卻未取得同樣的成功。
那麼，什麼才能解釋美國經濟的獨樹一幟呢？教育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但在書中卻只偶爾提到）。美國在世界上曾經擁有教育程度最高、技能最為熟練的勞動力，這一點，正如多種經濟史令人信服地所證明的，使得美國工人收入最好。
教育之外，美國還有可謂不同於其他任何一個強國的文化——更具個人主義傾向，更富冒險精神，更願意接受市場規律。如果你要為這個文化找一個名字，或許你會選擇傑弗遜(Jeffersonian)。
我在想，林德或許會對傑弗遜式的文化在創造繁榮過程中發揮了主要的作用表示異議。然而，讀者在看完長達586頁的《希望的樂土》之後會覺得，儘管該書有不少魅力，卻未曾聽到林德與其對手展開全面的論戰。
在林德看來，美國的經濟史就是三次革命與反革命，每次革命都伴隨着一場真實的戰爭。在1780年代，等待凱旋的建國之父們要做的經濟決策，就是究竟該建立一個體制，通過為英國新興的行業提供資源以及為其產品提供客戶，以此與英國經濟相補充，還是建立一個完善的國家競爭對手。
南方自然喜歡合夥關係，因為他們擁有資源，尤其是棉花。南方的觀點也受數百年的歷史影響，在這幾百年里，全球的生活水準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在這一得失所系的馬爾薩斯世界裡，簡單的農耕經濟合情合理。這種經濟似乎使個體自由得以最大化，同時也避免了工業帶來的污染與權力集中。“當我們有地要耕種，”1782年傑弗遜寫道，“那就永遠別指望看到我們的公民在工作台前忙碌。”
漢密爾頓派更多地信奉經濟變化與進步。他們贊成約翰·洛克(John Locke)這位著名的美國革命的政治哲學家的思想，即軍事力量來源於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漢密爾頓派鼓勵投資者與技術工人的移民（漢密爾頓自己就是一位移民），推動公眾支持新興產業以及意在保護它們的關稅。他們還提倡現代而集中的金融體制，以此為必要的投資埋單。
漢密爾頓派更為宏偉的目標基本勝出，但這場勝利是暫時的。即便是在這個國家受益極大的時候，依然有一些人並未獲益。這些變革也威脅到固有的利益，並激起美國對集權的典型的恐懼。結果，沒過多久，比傑弗遜還要傑弗遜的安德魯·傑克遜，便開始反擊，反對聯邦修建鐵路，並關閉了國家銀行。
如此循環往複，差不多有200年了。林肯，傑克遜時代的一位州議員，力主聯邦投資，是19世紀重要的漢密爾頓分子。在南方離開聯邦之後，林肯得到國會的支持才得以實現南方代表曾經阻礙的投資繁榮，修建鐵路、公路與大學。其中許多項目最終有助於南方的工業化。
顯然，漢密爾頓派所作的投資並非總是正確。聯邦政府資助的第一位飛行員是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主任薩繆爾·皮蓬特·蘭利(Samuel Pierpont Langley)，他在試飛時飛機墮入波托馬克河。但與成功所帶來的回報相比，這類失敗的成本就顯得微不足道了。軍方很快就成了萊特兄弟的第一個客戶，並使得萊特兄弟以及美國航空在航空私有市場出現之前就繁榮起來。
林德此書樂趣不少，其中便有不大為人熟知的小故事，如上所述萊特兄弟的故事，這些故事今天依然有其相關性。我希望以後會不時翻閱《希望的樂土》的索引。另一樂趣就是林德試圖為歷史對之不太仁慈的那些人物平反。麥金利或許有過一些任人唯親的問題，但他也力圖使美國經濟現代化，並在民權方面走在他所處的時代前面。19世紀華爾街巨頭如摩根(J. P. Morgan)或許貪婪成性，但他們也為諸如愛迪生等發明家提供了關鍵的資助。即便是林德在書中照例受到批評的胡佛(Herbert Hoover)，也因產生了新政的先驅（儘管還過於謹慎）及“二戰”動員而受到讚譽。
這一動員為漢密爾頓派帶來了自林肯時代以來，最為重要的勝利。此後一代的兩黨總統，從杜魯門(Harry Truman)到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大多接受了羅斯福身後的世界。然後就是林德所說的大拆除(Great Dismantling)，先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而後更為激進的是，里根走向中央集權日益弱化、 更為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這幾十年的收入增長比前一個世紀還要慢。
有關最近幾年的章節，則頗為中規中矩，其主要對手就是撤銷價格管制與現代財政。如果你覺得解除航空價格管制令人厭惡，因為航空服務可能因此變差，而且航空破產司空慣見，那你就會喜歡林德的表述。反之，如果你更喜歡關注美國中產階級現在能夠有錢坐飛機這一事實，或者航空旅行從來沒有現在安全，那你就會覺得難以令人信服。
但林德此書結尾更為強勁有力。他認為，美國當今面臨的主要問題，需要的是漢密爾頓一派提供的解決方案。真正的創新，能夠提高大眾生活水準的那種，不可能來自單個的發明家。它需要的資源，只有大型機構才有。它還需要技術工，無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本土人士，還是因為自身具有技術而被接納的移民。
美國已經不再從事帶來大回報的許多大規模投資，這種觀念在林德看來，並不令人驚奇。美國經濟的歷史是風水輪流轉。沒錯，我們的公路與橋樑破損了。我們的寬帶基礎設施也不是世界級別的。我們的學校，包括大學在內，再也不能自稱是最好的了。但經濟對變革的需求最終會產生政治變革的意願。正如書名所示，《希望的樂土》以樂觀的調子結尾，儘管該書承認失敗也不是沒有可能。
戴維·李哈德(David Leonhardt)是《紐約時報》駐華盛頓分社社長，去年因經濟專欄文章獲普利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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