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暉
長期以來，政治學研究的，大多在「利益分配」的假定基礎上進行分析。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即是美國政治學家伊斯頓所提出的：「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利益」的權威性分配，儼然成為理解當代政治運作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另一方面，由於政治決策中的獲利者，經常是少數的、限定的，也導致政治決策過程的複雜與不透明。
然而，隨全球經濟發展的停滯與各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政治決策涉及的分配問題，不再以「利益分配」為主。構造改革、增稅、削減社福預算等「撙節政策」，開始成為各國政府處理的重要議題。撙節政策所適用的對象，多為非限定的、多數的一般國民，更容易受到關注甚至引起反彈。因此，理論上撙節政策的決策模式，必須與利益分配的黑盒子決策有所區隔。
一般而言，撙節時代的政治決策，必須同時考量下列問題。第一是決策參與的擴大化。建構包括在野政黨、社會賢達在內的決策圈，可使各種的意見表達聚焦於政策本身。第二是決策過程的透明化。撙節政策對一般大眾的切身利益造成直接影響，若決策資訊缺乏公開與透明的機制，容易產生誤解並引發民怨。
構築公平利益分配
第三是決策目標明確化。撙節政策只是達至國家財政健全化的手段，決策者應先建立明確的決策目標。此一決策目標應正面表述（如財政健全美好願景），而非負面表述（如財政失衡勢必導致國家破產）。
第四是決策內容的彈性化。無論理由如何正當，但要民眾欣然接受撙節政策，決策者必須擬訂不同的政策方案，透過輿論彙集民眾意見，再選定一最具可行性之方案。最後，決策者藉由決策者發揮領導能力，一方面說服民眾共體時艱，另一方面則是構築更為公平的利益分配體制。
以日本為例，日本民主黨政權下的日本政治，雖然體認到撙節時代的決策模式須與過去有所不同，也試圖透過擺脫官僚主導、決策參與多元化等措施進行調整，但執政黨在內部（派系）與外部（在野黨、社會賢達）協調上的不足、對於國家願景論述上的不明；特別是決策者缺少與日本國民直接溝通、說服民眾的領導能力，使其在諸多政策推動上出現窒礙難行的狀況。有鑑於日本的經驗，撙節時代的台灣，勢必要認真考量調整既有的決策模式，以適應此一時代的變動。
作者為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長期以來，政治學研究的，大多在「利益分配」的假定基礎上進行分析。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即是美國政治學家伊斯頓所提出的：「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利益」的權威性分配，儼然成為理解當代政治運作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另一方面，由於政治決策中的獲利者，經常是少數的、限定的，也導致政治決策過程的複雜與不透明。
然而，隨全球經濟發展的停滯與各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政治決策涉及的分配問題，不再以「利益分配」為主。構造改革、增稅、削減社福預算等「撙節政策」，開始成為各國政府處理的重要議題。撙節政策所適用的對象，多為非限定的、多數的一般國民，更容易受到關注甚至引起反彈。因此，理論上撙節政策的決策模式，必須與利益分配的黑盒子決策有所區隔。
一般而言，撙節時代的政治決策，必須同時考量下列問題。第一是決策參與的擴大化。建構包括在野政黨、社會賢達在內的決策圈，可使各種的意見表達聚焦於政策本身。第二是決策過程的透明化。撙節政策對一般大眾的切身利益造成直接影響，若決策資訊缺乏公開與透明的機制，容易產生誤解並引發民怨。
構築公平利益分配
第三是決策目標明確化。撙節政策只是達至國家財政健全化的手段，決策者應先建立明確的決策目標。此一決策目標應正面表述（如財政健全美好願景），而非負面表述（如財政失衡勢必導致國家破產）。
第四是決策內容的彈性化。無論理由如何正當，但要民眾欣然接受撙節政策，決策者必須擬訂不同的政策方案，透過輿論彙集民眾意見，再選定一最具可行性之方案。最後，決策者藉由決策者發揮領導能力，一方面說服民眾共體時艱，另一方面則是構築更為公平的利益分配體制。
以日本為例，日本民主黨政權下的日本政治，雖然體認到撙節時代的決策模式須與過去有所不同，也試圖透過擺脫官僚主導、決策參與多元化等措施進行調整，但執政黨在內部（派系）與外部（在野黨、社會賢達）協調上的不足、對於國家願景論述上的不明；特別是決策者缺少與日本國民直接溝通、說服民眾的領導能力，使其在諸多政策推動上出現窒礙難行的狀況。有鑑於日本的經驗，撙節時代的台灣，勢必要認真考量調整既有的決策模式，以適應此一時代的變動。
作者為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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