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21世紀的世界變得更美好﹐我們可以從中大量借鑒的是工業化時代的標誌：蒸汽機。
正如威廉•羅森(William Rosen)在《世界上最強大的創意》(The Most Powerful Idea in the World)一書里所述﹐利用蒸汽動力需要諸多方面的革新﹐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測量蒸汽機能量輸出的新手段以及一種能夠測量細微長度、被稱之為“大法官”(Lord Chancello)的測微計。
羅森寫道﹐這些測量工具可以讓發明者知道他們的增量設計變更是否能夠帶來性能的改進──比如更高的功率和更低的耗煤量──這都是製造更先進的蒸汽機所需要的。這兒有一條更重要的經驗：按羅森的話來說﹐如果沒有精密測量結果的反饋﹐發明“注定是寥寥無幾、飄忽不定的”。有了它﹐發明變得“司空見慣”了。
去年﹐我深深感受到量化措施對於改善人類狀況有多麼重要。如果你制訂一個明確的目標並且找到一種能夠朝著目標推進的計量手段──以類似於羅森描述的那種反饋環路的方式﹐你就可以取得不可思議的進步。
這看上去似乎是基本的要求﹐但令人驚訝的是經常都沒有做到﹐做對也非常困難。在歷史上﹐外國援助是以投資的金錢總額來衡量的──而冷戰期間﹐則以一個國家是否跟我們站在一邊為衡量標準──不是以幫助人民的實際效果為標準的。說得更近一點﹐儘管全世界範圍內衡量教師業績的手段都進行了改革創新﹐但是美國90%以上的教育工作者沒有得到如何改進的反饋信息。
如果一項革新──無論是新疫苗還是改良的種子──不能觸及未來受益的人群﹐它就無法產生影響。我們需要在量化手段方面創新﹐找到新的有效途徑﹐將那些工具和服務交付到需要它們的診所、家庭農場和教室。
在過去一年裡﹐我已經發現了很多例子﹐證明量化有多麼重要的作用──從科羅拉多的一所學校到埃塞俄比亞鄉村的一個保健站。我們的基金會在支持這些活動﹐但我們、還有其他人需要做更多的努力。由於全球範圍內政府和基金會的預算在收緊﹐我們所有的人需要認真從蒸汽機上借鑒經驗﹐並用它來解決世界上最大的問題。
運用量化手段推動全球變革﹐在這一方面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就是2000年聯合國簽署的一項協議。得到189個國家支持的《千年發展目標》(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將2015年定為在一系列重要領域──比如健康、教育和基本收入──實現具體百分比增長的最後期限。很多人認為這項協定會像諸多聯合國及政府宣言一樣被束之高閣、為人遺忘。之前的數十年人類發表了許多初衷良好的宣言﹐要應對從營養到人權的諸多問題﹐但大多數行動都缺乏衡量進展的路線圖。不過﹐《千年發展目標》是達成廣泛共識之後得到支持的﹐目標明確具體﹐突出了當務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
當埃塞俄比亞2000年同意簽署《千年發展目標》的時候﹐該國對普及全民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制訂了硬性指標。將兒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的具體目標確立為一個可以衡量工作成敗的清晰指標。埃塞爾比亞的承諾吸引了大量捐款﹐用於改善這個國家的初級衛生保健服務。
在已成功建立了社區衛生保健站網絡的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幫助之下﹐埃塞爾比亞2004年啟動自己的計劃﹐今天該國已經擁有15,000多個保健站﹐員工人數達到34,000人。（這就是量化的最大好處之一──它讓政府領導有能力去與別的國家進行橫向比較﹐然後向最先進的地方學習。）
去年3月﹐我到訪了埃塞俄比亞Dalocha地區的Germana Gale保健站。我在那裡看到墻上貼著免疫接種、瘧疾病例的圖表和其它數據。這些信息會納入一個系統──部分紙質﹐部分電腦處理──幫助政府官員瞭解工作是否在取得進展並在沒有進展的地方採取行動。近年來﹐來自保健站的數據幫助政府更加快速地對瘧疾和麻疹的爆發做出反應。也許更重要的是﹐政府以前對埃塞俄比亞農村孩子的出生及死亡沒有任何官方記錄﹐現在卻在嚴密跟蹤這些指標了。
保健人員大多在保健站提供服務﹐不過他們也會到孕婦和病人的家裡去。他們要確保每個家庭都有保護家人免患瘧疾的蚊帳、有一個旱廁、獲得過急救培訓以及其它的基本衛生安全措施。所有這些干預措施都非常簡單﹐但它們已經大大改善了該國人民的生活。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上週，比爾•蓋茨在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
以Dalocha地區一個年輕媽媽的故事為例﹐賽布賽比拉•納西爾(Sebsebila Nassir)生於1990年﹐那時埃塞俄比亞有大約20%的兒童活不到他們的五歲生日。賽布賽比拉的六個兄弟姐妹中有兩個在嬰兒時期就夭折了。可是當Dalocha地區開設了保健站以後﹐生活開始發生變化。賽布賽比拉去年懷孕的時候﹐她接受了定期的健康檢查。11月28日﹐賽布賽比拉來到一個保健中心﹐在她七個小時的分娩過程中﹐一名助產士一直守候在她的床邊。她女兒出生後不久﹐一名保健人員給寶寶注射了預防脊髓灰質炎和肺結核的疫苗。
按照埃塞俄比亞的風俗﹐父母要等上一段時間才會給嬰兒取名字﹐因為孩子經常在出生後的最初幾週里就夭折了。當賽布賽比拉的大女兒三年前出生時﹐她遵循傳統﹐等了一個月才給孩子取名。這一次﹐由於對新生嬰兒存活的可能性更有信心﹐賽布賽比拉在她女兒出生的當天就在免疫登記卡頂上的空白處寫下了“阿米拉”(Amira)──阿拉伯語意為“公主”。賽布賽比拉不是單一特例：很多埃塞俄比亞父母現在都有信心這樣做。
自從1990年以來﹐埃塞俄比亞已經把兒童死亡率降低了60%以上﹐把國家送上了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軌道﹐到2015年兒童死亡率要比1990年下降三分之二。雖然到時候全世界尚不能實現這一目標﹐但是我們依然取得了極大的進步：全球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的數量從1990年的1,200萬減少到了2011年的690萬（儘管全球人口在不斷增長）。
另一個由更佳的量化措施促成成功的例子是脊髓灰質炎。從1988年開始﹐全球衛生組織（協同諸多國家）設定了消滅脊髓灰質炎的目標﹐這一行動凝聚了各方政治意志﹐讓錢囊得以解開﹐為大規模免疫行動買單。到2000年﹐病毒基本消滅﹐現在全世界的脊髓灰質炎病例不足1,000例。
然而消滅最後的病例是最困難的部分。為防止感染擴散﹐保健人員一年中必須多次對脊髓灰質炎流行國家五歲以下的差不多所有兒童注射疫苗。目前只有三個國家還沒有消滅脊髓灰質炎：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我四年前到過尼日利亞北部﹐試圖弄清為什麼在那兒消滅灰質炎如此之難。我發現那兒的日常公共衛生服務很不到位：能夠定期接受疫苗注射的兒童不到一半。一個巨大的問題是﹐這個地區有很多小村落在接種人員的手繪地圖及村莊地址與兒童數量登記冊上無從查找。
為瞭解決這個問題﹐脊髓灰質炎防控人員走遍了這個國家北部所有的高危地區﹐這使得他們在免疫行動中增加了300個以前被人忽略的社區。這項計劃還利用高分辨率的衛星圖像製作了更加詳細的地圖。結果﹐管理者現在能夠高效地指揮調動接種人員了。
此外﹐這項計劃正在讓接種人員試用安裝有全球定位系統(GPS)應用的手機。一天結束的時候﹐跟蹤信息可以從手機上下載下來﹐這樣管理者就可以看到接種人員行走的路線並將其與他們奉命要行走的路線進行比對。如此一來﹐可以保證遺漏掉的地區能夠得到重訪。
我相信這些量化體系會幫助我們在未來六年內完成消滅脊髓灰質炎的工作。而那些體系可以用來幫助我們擴展例行的疫苗接種及其它衛生保健行動﹐這就是說﹐消滅脊髓灰質炎所留下的遺產會在這種病滅絕後繼續存在。
量化手段開始促進長足進步的另一個地方是教育領域。
10月的時候﹐我和梅琳達(Melinda)來到科羅拉多州維爾(Vail)附近的伊格爾谷中學(Eagle Valley High School)﹐跟24名12年級的學生一起聽課。語言藝術課老師瑪麗•安•斯塔弗尼(Mary Ann Stavney)當時在講授如何寫非虛構類記敘文的課。她啟發學生的興趣、在學生中走來走去、誘導學生踴躍參與課堂活動。我們看得出為什麼瑪麗•安是一名大師級教師（master teacher﹐是授予該校最優秀教師的榮譽﹐也是伊格爾縣(Eagle County)教師評估體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斯塔弗尼作為大師級教師的資料是由我們的基金會資助的一個為期三年的項目提供的﹐該項目旨在更確切地弄清如何建立一個針對教育工作者的評估和反饋體系。在獲得了3,000名教師輸入的資料之後﹐項目重點強調了學校評估教師業績時應該採用的幾項指標﹐包括考試數據、學生調查以及訓練有素的評估人員的評價。在整整一個學年里﹐伊格爾縣的470名教師每一位都要接受三次評估﹐大師級教師、校長和被稱為教學輔導老師的同事要到堂聽至少九次課。
伊格爾縣的評估體系不僅用來給教師一個評定的分數﹐它還提供具體的反饋﹐指出哪些地方尚待提高和發揮長處的途徑。除了一對一的輔導之外﹐教學輔導老師和和大師級教師每周都要召集小組會議﹐老師們在會上可以相互切磋、推廣他們的授課技巧。依據聽課結果和學生成績﹐老師們有機會獲得年度加薪及獎金的資格。
這個項目面臨著預算緊縮帶來的挑戰﹐但是伊格爾縣到目前為止依然未讓它的評估支撐體系受到影響──這很可能是伊格爾縣學生考試成績在過去五年里得以提高的一個原因。
在培養優等生方面﹐美國落後於亞洲和北歐的一些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認為我們可以對美國的K-12（幼兒園至12年級）教育制度做出最關鍵的改變是建立一個有妥善資金來源、高質量而且受到老師們信任的教師反饋體系。
我們的量化管理能力還可以在其它很多領域大力改善人們的生活──那些我們無謂地存在不足的領域。
在貧窮國家﹐我們仍然需要更好的手段來衡量眾多政府工作人員在提供衛生保健服務時的有效性。他們是將疫苗和教育這些工具帶給最需要的人的關鍵環節。他們接受培訓的情況如何？他們有沒有去上班？量化手段如何才能讓他們做出更出色的工作成績？
在美國﹐我們應該測算大學賦予學生的附加價值。目前﹐大學排名關注的是入學信息──進入某大學的學生考試成績和質量──以及對一所學校“聲譽”的判定與偏見。如果以大學幫助畢業生做好就業準備的能力為標準排名﹐學生會獲得更有用的信息﹐那樣他們就可以知道在什麼地方他們的學費才會發揮最大效益。
在農業領域﹐建立一個全球生產率指標可以幫助各國注意到一個非常關鍵但卻被人忽略的方面：生活在貧困中的億萬小農戶的效率和產出。如果我們手持公共記分卡﹐上面顯示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捐贈人以及其他人士如何在幫助那些農民﹐必定對削減貧困大有幫助。
如果我能夠揮舞魔杖﹐我希望能得到一種量化手段﹐看看遭受疾病、感染、營養不良和孕期問題會如何影響到孩子的發展潛力──他們學習和對社會貢獻的能力。這樣的測算可以幫助我們對那些風險帶來的更廣泛的影響進行量化﹐從而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在過去15年里最貧困人口的生活改善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我非常樂觀地認為我們在未來的15年里會做得更好。我所描述的這個過程──設定明確目標、選擇一種行為方式、計量結果﹐然後使用這些量化數據繼續改進我們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把工具和服務送交給可以受益的每一個人﹐無論他們是美國的學生還是非洲的母親。許久以前蒸汽機發展的道路上多虧有計量的手段﹐進步不再“注定是寥寥無幾、飄忽不定的”。實際上﹐我們是可以讓進步變得司空見慣的。
（比爾•蓋茨(Bill Gates)是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聯合主席和微軟公司(Microsoft)的聯合創始人。本文選自1月30日發表的由蓋茨撰寫的該基金會的年度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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