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品質與城市化

紐約時報
唐克揚

近年來，空氣污染越來越成為讓中國人特別是大中城市居民深感焦慮和無奈的一個大問題。首都北京尤甚，僅今年1月就遭遇25天霧霾日，比常年的平均值整整多出13天。PM2.5（每立方米空氣中懸浮物含量）多日超過300以上的嚴重污染級別。

空氣污染其實不全然是一個現代問題，但是古代世界生活燃料燃燒產生的空氣污染很多還只是一種簡單生活的併發症，到了工業社會後，污染源並不只是來自生存必需，這個問題就變得無法遏制而且多樣化了。當代中國戲劇性地體驗了燃料污染從木柴到煤到油的變化，在《大氣污染世界地圖》中，英國環境科學教授彼德·布林伯康姆(Peter Brimblecome)寫道：人類文明中煤煙到油煙污染的“升級”不總是一樣步調的，“在英國花了幾乎800年才有的變化，中國50年間就發生了。”

如果悲觀一點分析，類似北京這樣的城市的空氣污染問題似乎是無解的。當南方諸省熱烈地討論着冬季供暖動議的時候，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似乎都不會想到隨之而來的城市空氣“北京化”的可能。不管這裡面有多少優化方案，有一種簡單的邏輯是少有例外的：現代城市需要符合現代（西方）文明標準的“舒適度”——“人定勝天”的舒適度要求讓人對能源的依賴不斷提升——目前的能源消耗大多會產生對應的巨大污染。

建築師阿爾多·羅西認為，城市既是客觀因素和集體意志設定的“產品”，又是為集體而創作的非理性的“作品”，這就意味着大多與城市有關的議題都既是可科學研究的對象，又很難不設身處地地去體驗和感受——城市中的每個人，甚至城市之外的人對於城市問題都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因為他們普遍的生活方式是城市問題生成的基礎。中國或亞洲並非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在南美、澳洲和一部分阿拉伯國家，全國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城市中，儘管這些國家的經濟狀況乃至生活質量總體上都不算太差，它們的消費模式和發展步調卻不曾對環境造成今日中國這樣的破壞。

誠然，中國問題的規模和結構都無法拿來和這些國家直接對比，但是一個人只要在兩邊旅行和生活過，都不難對比兩種生活方式的環境倫理，從而得出截然不同的印象。如果人類的消費慾望大同小異，優化的生活方式必然會影響城市化的模式，一個城市的發展既包括規模也包括效率，既受惠於改變文化的技術也取決於驅使技術的文化——超越了“溫飽”的層面，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尤其在中國這樣體量驚人又存在巨大內部差別的國家，“發展”的目的是為了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並帶來更大差異，還是漸臻於更平等和諧的生活方式；追求“進步”的終極目的是謀求更大的物質財富靡費，還是鼓勵更有活力和自由的思想以利於長遠，這個國家的“設計師”們有必要三思這樣的問題。在我看來中國式發展的瓶頸恰恰在於有待明辨的後者。

包括首都鋼鐵這樣的大型企業遷出北京後，北京的主要污染源顯已不是過去的第一產業，而是支持千百萬人口胃口的各種非必需生產，它們即使看不見，對空氣的影響也是顯見的。北京相對不利的因素是它的地形氣候，這和影響空氣質量的PM2.5指標密切相關，周邊污染源對於北京的影響既來得容易還不好消除。如果到郊區各類專業市場去轉一轉，人們就能理解這番話的涵義，用以支持城市開發和日常生活的紛繁大量的建設、裝修，炊事、印刷物資，幾乎都是重污染的來源，而維持它們的生產、運輸、倉儲、保修又產生出新的污染，如此循環。現行“凈化首都”的規劃把這些行業和僱工驅趕到城市邊緣地區，搖搖欲墜的各種“臨時”和“將就”的門面掩藏了它們的惡劣狀況，烘托出光鮮亮麗的主城中心，帶來一種不平衡的中心和邊緣，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如此造就的大都會可以是表面“綠色”的，但是一陣風恐怕就泄露了“綠色”立面包藏的秘密。

要在現有市場經濟模式下繼續“改革開放”，持續攀高的消費胃口大概已無可避免。但如何才能更有效率地使用資源？有關“緊湊型城市”(compact city)的城市理論從社區構成、出行模式、技術革新等方面提出了“控制浪費”——與此同時也控制了污染——的主張，通俗地說，就是不能以“刺激消費”和“擴大供需”作為發展經濟的惟一手段，而是要讓人們以最小的資源（時間、精力、物資、能源）代價換取最大限度或者說最適度的滿足。但是基於技術理性基礎上的城市學又離不開某種程度的社會進步，說到底，要讓服務消費者和消費者之間有一種更平等的關係——如果不是自己的家園和生活，如果污染防治措施要付出不能承受的現實代價，誰會自覺自愿地以眼前利益的犧牲去換取不可見也不能享受的明天？

和北美大都市和小城鎮共榮的狀況不同，北京所代表的超大城市生成模式，淹沒了規模尺度有限的傳統小城，讓全國的環境問題隨着城市化進程漸漸“北京化”了。現在看來，中國的城市化是基於一種“大系統”的模式，就算不改變這種“大系統”的構成，要想讓它運轉得更加平滑，就需要“大系統”的“子系統”間有更好的協商和協調的可能，要靠反應更靈敏的民間機制自主地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依賴自上而下的指令——這就是公民社會的建設和解決污染問題的關係。

就拿北京的例子來說，“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別，“主城區”和“外環”的關係，都是中國現行城市體制的縮影，也是分佈不均勻的城市災害“交叉傳染”的一個重要前提——現代大城市中人口的自由流動已成事實，在新條件下舊的戶籍制度固然可以限制“利好”的平均分配，但卻無法導致“利害”的平等分擔。

值得強調的是，僅僅是“利好”的合理分配並不能換來對“利害”的主動擔當——是否絕對的政治“平等”就可以解決超大城市的問題？農業社會的“本鄉本土”及高度集約化的生活方式和中國現行的發展模式顯然是有衝突的，事實上，它為人所詬病的第一條就是大範圍內的社會“公平”：憑什麼你能住在北京，我就不行？——回到過去固不可能，但是把西方城市的文明模式不加反思地移植到中國也會帶來難以想像的災難。按照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著名的“花錢矩陣”(Four Ways to Spend Money matrix)，中國式發展的問題大多在於“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或別人的）事”，其結果也許有效或無效，但是浪費是肯定的；按這種說法似乎只有絕對的市場和私有才是硬道理，才能“節約”而“有效”，諷刺的是，這並不一定能治癒技術理性的盲目症，很有可能，它恰恰又將導致一種在中國愈演愈烈的美國式浪費。

問題是如何尋求“中道”，找到一種既“向前看”，又不同於資本主義模式的發展之路？任何社會難題的解決都有“軟”“硬”兩方面，而好的制度既不是一廂情願的設計也不是沒有生命的電流運動——彼此不交流，彼此也更不負責，每個人都驅車上路，每個人卻又都怨塞恨堵，如此知行的脫節是於事無補的。今日污染問題的形成固然有一定的歷史（因果順延關係）和“國情”（地理空間差別）的因素，但是不從現在就反思並着手改善這種狀況，鼓勵每一個人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只是一味試圖從技術上“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是用新問題取代了老問題），恐怕會將環境危害的口子越開越大。

畢竟，陰霾的空氣是省界、戶口、紅線、圍牆都阻攔不住的。

唐克揚是中國人民大學設計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