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取決於你在何時閱讀這篇專欄文章，經濟學家可以比較準確地猜測出你現在的心情如何。如果是周日，你的心情幾乎肯定比在你周一讀這篇文章時更愉悅。不管怎樣，如果是早上7點，你的心情很有可能糟透了。（抱歉！）午餐時間左右，你的心情會好一些，到下午2點時又有些低落，但到了晚上8點，你的心情會再次振奮起來。
根據你的居住地點，經濟學家定會得出一套關於你的幸福指數的理論。一些頗受尊敬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共同合作，他們把過去十年左右的不少時間用在繪製幸福指數的國界圖和時間圖上。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正在幫助塑造這一學說，他把情緒的主觀測量指標納入了嚴肅的經濟分析中，其目的是用新數據來補充像GDP或失業率這樣更傳統的指標，並對政府政策發揮影響。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的。
當然，把幸福量化聽起來有些空泛，通過一系列精心執行的全球性調查，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確實遇到了相當多的棘手問題，如怎樣測量，甚至是怎樣定義“幸福”。然而，其中一些數據還是有據可依的。考慮到內華達州是房產蕭條程度最嚴重的地區，其居民的幸福感低於科羅拉多人也就不足為奇。但其他的結果則不甚明顯。為什麼長島西部的幸福指數比布魯克林大部分地區高几分呢？（難道錢多點比酷一點讓人感覺更幸福？）為什麼像菲律賓人這樣生活在相對貧窮的國家的國民卻表現出相當樂觀的情緒呢？
雖然把幸福量化的方法還不成熟，但它已經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早在1974年，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經濟學家理乍得·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就發表了一篇論文，讓幸福指數這一概念進入了人們的視線。他的結論被稱為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指的是擁有更多財富不會讓人更幸福。同時期，不丹王國（人口：73.8萬；平均收入：大約5800美元）也開始計劃測量其所謂的“國民幸福指數”。這些想法可能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沒什麼人關注。伊斯特林告訴我，“經濟學家的普遍反應是：‘這只是人們的主觀之詞，並不可信。’”
幸福指數研究在21世紀初期成為熱門學科，如今，法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政府都在對其國民的情感健康度進行調查。這相當有啟發性。迪頓曾擔任相關法國政府調查的顧問，他說，“法國人很是悲傷。”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的報告顯示，儘管出現大幅經濟衰退，英國人的幸福感只是略微下降。另一方面，不丹的幸福指數調查太過複雜，以至於我完全不知道不丹人到底心情如何。儘管如此，一個聯合國委員會還是號召各國政府進行幸福指數測量。目前，一個美國政府小組正在對這個議題進行研究。
然而，隨着得出的數據越來越多，很多經濟學家更加確信一個顯著的變化：最初的伊斯特林悖論並不全然正確。總的來說，目前的數據表明，隨着財富的增多，人們表示自己變得更加幸福。當然情況也並非那麼簡單。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經濟學家賈斯汀·沃爾弗斯(Justin Wolfers)是美國政府的幸福指數調查顧問，他告訴我，貧窮國家的窮人不會因為沒有很多鈔票就感到不幸福。他們更有可能面臨著更少的選擇，有更多胎兒在出生時死亡，以及其他的嚴重問題。儘管更富裕國家的國民普遍更幸福，但沃爾弗斯說，沒有證據表明一個藝術家在成為對沖基金交易員後會更幸福。
幸福指數可能是在較小的地方性議題上最有價值。當一名市長陷入了建設一座新橋還是減免一項稅收的選擇困境時，理解各種不同項目如何影響市民福祉會給他帶來巨大幫助。我曾報道過一名叫伊芙羅斯·讓·巴蒂斯特(Yvrose Jean Baptiste)的海地婦女的故事，她在2010年的地震中失去她所有的微薄財產，她的故事讓我了解了金錢對幸福感的真實作用。在NPR播出這篇報道之後，聽眾們向她寄去了近4000美元（約合2.5萬元人民幣），這相當於普通海地人好幾年的收入。當我在幾個月後再次探訪巴蒂斯特時，我不需要藉助任何官方統計數據就能看出她的生活狀況已經得到了改善。她為姨姑支付了癌症治療費，把她的孩子們送進了學校，並投資了一個小型市場攤位，獲得了穩定的收入。她看上去年輕了好幾歲。
沃爾弗斯說，巴蒂斯特的故事在農業社會轉型為稍富裕一點的城市社會之時相當典型。在我們思考如何幫助日收入在2.5美元（約合16元人民幣）以下的近30億人群時，我們要認識到，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收入改善能大大提高人們的幸福感。當然，在較富裕的國家，這得需要更多的錢。不管怎樣，當富裕國家的民眾變得更有錢時，他們也表達了更強的幸福感。
但有一個奇怪的例外。比起1973年伊斯特林收集他的數據之時，美國如今的富裕程度將近當時的三倍。然而，根據幾乎每一份調查，美國人完全沒有比那時感到更幸福。其部分原因源自一個事實，那就是許多美國人沒有分享到增長的財富。隨着養老金的消失和勞動市場不穩定性的增加，許多工人面對的不確定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但幸福感的下降或許說明了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太多關於政府政策的討論都是基於來自市場的經濟統計數據。但政府的目標並不只是實現收入的最大化，也包括讓其公民更加幸福。政府尚沒有統一的標準來判斷，其決定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福祉的。假如政府正在投資的項目並不讓我們幸福呢？
這樣看來，把幸福量化絕不空泛。迪頓說，對於政府的很多決策，看它們是否真正改善了人們生活比去看那些可能會誤導人的數據要可靠得多。迪頓告訴我，“又不是說我們目前收集的經濟數據有多靠譜。”說到底，沒有什麼能像靠債務刺激的房地產泡沫或昂貴的醫保制度那樣推動GDP增長。他說，假如幸福指數能夠成為政府統計數據的核心部分，我們或許就能知道什麼才是美國人想要的。這樣，或許我們能把他們想要的東西提供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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