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不是病毒，而是恐懼

紐約時報
鄧肯·傑普森

香港

我不記得在我之前有多少朋友丟掉了工作，也許有十一、二人。但我仍然記得，我是在公司每周的例行酒會結束三天後收到通知的。因為有些朋友擔心室內SARS病毒的風險，我們不得不將酒會地點從香港中環的一個室內酒吧換成了跑馬地的露天場所。

一年半以前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已經使道瓊斯(Dow Jones)工業平均指數下跌了超過14%，共損失1.2萬億美元（約合7.5萬億人民幣），使“亞洲四小龍”(Asian Tiger)的經濟遭到嚴重打擊。2003年3月SARS肆虐香港之際，受到衝擊的不僅是脆弱的人們，還有脆弱的經濟。我是在4月份被解僱的，而我只是因為那場疫情而失業的數以千計的人當中的一員。

2002年11月，就開始有傳聞，說出現了一種致命的禽流感或豬流感病毒。對於擁擠的鋼筋水泥的香港島來說，這種神秘的動物流感聽起來像是一種鄉村的問題，似乎不大可能影響到農村以外的居民。

2003年2月，一個商人出差，死於河內。人們的想法變了。新加坡和香港也不斷傳來關於死亡病例的新報道。人們開始恐慌。它不再是一種動物流感，而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聽起來完全像是一種都市病毒了。

人們取消航班，貿易量開始下降，學校宣布停課，外國父母開始把孩子接回本國。街道上空無一人，人們只在購物或上班時才會外出，工作也變成了可有可無的事情。口罩成了必備品，不管是什麼類型的口罩，也不管是否有效。診所和急診室人滿為患，大家爭着購買抗生素和達菲(Tamiflu)，可是卻徒勞無益。

有些無德商人開始想着藉助全民大恐慌賺一筆，推銷各種高級口罩和藥品，有的是真的，有的卻不那麼真。所有這一切最終形成了香港最悲觀的風向標：零售衰退，商戶關門。這一切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失業，但是，在周圍一片瘋狂之中，這倒也正常。

只有我的父親，當我站在香港市中心的一個十字路口給他打電話的時候，對我失業這件事感到驚訝。父親是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一名外科醫生，他很驚訝，怎麼會這麼快，事先沒有通知，一個工作就丟了。

我記得當時抬頭望着高樓之間明凈的天空，一邊聽着他說他是如何擔心我的將來。很自然地，他問我接下來的打算，但鑒於過去18個月發生的事情，我沒有答案。

我怎麼會感到樂觀呢？一年前，香港還有望成為亞洲科技中心，而現在，它成了一場可能演變為瘟疫的流行病的中心。對我們很多人來說，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劇變。

與父親通完話後，我去和朋友吃午飯。途中，我遇到了一個電影攝影師。他心情很好，提到自己與一位知名導演正在構思一個有關SARS的短片。

他們的靈感來自一個戴着醫用口罩曬日光浴的香港女孩，她臉上曬出了非常清晰的口罩的輪廓。那是一個絕佳的畫面，可以在那基礎上編故事。這件事也提醒我，即使環境惡劣，開一點小玩笑也是可以接受的。

一周變成了一個月，作為一個年輕的公司律師我沒有合適的工作可做，於是參與了一些電影和電視項目的工作，乘坐一架空蕩蕩的飛機飛到了我母親的家鄉——新加坡。新加坡人應對SARS時有序、務實，與我所見到的香港政府的慌亂形成了對比。

到2003年6月，這場危機已經基本結束，大家普遍感覺鬆了一口氣，感覺生活需要繼續。雖然我不能拿SARS時期與祖父母那代人經歷的艱苦漫長的歲月相比，但我確實從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當時的一句話中找到了動力，他說，“如果你正行走在地獄裡，請繼續前行。”

鄧肯·傑普森(Duncan Jepson)，律師兼電影製作人，著有《上海之花》(All the Flowers in Shang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