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島小夜曲

英國金融時報
許知遠

一

我聽了各種版本的《綠島小夜曲》，從鳳飛飛、蔡琴到胡德夫、費玉清，只是不知施明德唱起來，是怎樣的情形？

在壓抑的年代，音樂與政治從來如影隨形。在你的國語的宣傳機器面前，淺唱低吟的台語歌成了反抗之聲。誰能料到，《望春風》與《黃昏的故鄉》，竟成了“黨外”運動的主題曲。《綠島小夜曲》也是，孤懸海上的島嶼變成了政治監禁的象徵，囚禁者和遙遠的親人都藉此抒懷。

婚禮是在《綠島小夜曲》的旋律中進行的。那是1978年10月15日的臺北中國大飯店，兩位新人來自不同的世界。37歲的施明德是一位獲釋不久的政治犯，29歲的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是美國人類學家。除去男女情愛，這是一樁革命婚姻。對於男方來說，一位美國妻子或許能夠給他帶來某種保護，情治人員在對他動手時至少有所顧及——他在“黨外”運動中越來越突出的位置已引起了“關註”，而女方則需要成為台灣妻子，以延長自己在此地的停留——她對於民主運動的興趣早已壓過了人類學，可能被驅逐出境。
婚禮也是一次反對運動的聚會，除去“黨外”的同志、新聞記者，雷震也出席了婚禮。他在18年前未遂的“組黨”行動，讓他坐了十年牢，如今他似乎要把希望傳給新一代人手中。

“這綠島像一隻船，在月夜裡搖呀搖”的歌聲，也讓施明德流下眼淚，他對來賓說，不要忘記了仍關在綠島的朋友。

我在新年的夜晚來到綠島。島上游客寥寥，這是淡季，潛水、看珊瑚、在夜晚的沙灘上縱酒的少年要過幾個月才涌來，他們總愛騎著摩托車在環島公路上呼嘯而過。在過去的二十年裡，綠島是大受歡迎的旅游地。他們也會去看看“綠洲山莊”，在長達三十年裡，它是一部分台灣人聞之色變的監獄。這里的犯人與眾不同，他們不是刑事上的作姦犯科，而是思想上、言論上、組織上的“反叛分子”，很多時刻，他們的“罪行”不過是某種偶然與誤會——他們不是為了某種信念與主張而被囚禁，僅僅是被動的受害者。

我是特意為這歷史遺跡而來。在陰沉的下午，在空空盪盪的“山莊”閑逛，牆頭上的鋼絲網依舊猙獰，“八卦樓”中的監牢的綠色門都開著，讓你去體驗空間的禁錮感，斑駁牆體上的標語依舊清晰。“共產即共慘，台獨即台毒”的標語仍清晰可見——這里的囚徒總與這兩樁罪行相關。對於流亡至此的國民黨政權來說，它們都是顛覆性的，前者不必說，後者則是對它的正統性的否定——國民黨仍舊代表著“真正的中國”，而台灣是它的一部分。在一個逼仄的空間里，共存著共產主義與台灣獨立的信奉者，它們都是蔣介石的敵人。

我在這蕭瑟的冬日到來，想去猜想這些受難者們的絕望，但期待的感受遲遲沒有到來。即使在細雨中，綠島也不太冷。而在這已修繕成人權紀念公園的監獄，倒真是有了幾分“山莊”的味道。它背後綠色的矮山，與門前的青墨色海面，都有著動人的美麗。展覽廳里的文字與圖像，復制出獄中生活，還有循環放映的紀錄片，它們想傳達這些苦難與荒誕，但他人的痛苦總是難以理解，更何況它是陳年的，即使假裝理解，它也來自於理智，而非內心。

我在院落中沉默地散步，帶有一種“朝聖”後常伴隨的空虛，你覺得該有某種強烈的情感，卻發現它沒有發生。

“施明德關在哪個房間？”，我問導覽的年輕姑娘，她生得一副丹鳳眼。她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對她來說，這工作也是新體驗。對她這一代人來說，自由、民主、人權，就像空氣與陽光一樣自然，以至於忘記了去追問它們從何而來。

我記得施明德攝於綠島的一張照片，他站在綠島國小的校門口，也是笑嘻嘻的表情。那是1979年11月，艾琳達陪他故地重游，他肯定難以想象，幾個月後，他又重做囚徒。

二

“你會唱《綠島小夜曲》嗎？”我問拿來啤酒的老闆娘，她帶著眼鏡、神情靦腆。我坐在這半露天的烤肉鋪里，頭頂上的塑料板被雨水打得作響，鐵架上的鹿肉滋滋作響，誰料到，這島上曾到處飼養著梅花鹿。靈巧的梅花鹿、海岸邊陡峭矗立的黑色岩石、漫山的青翠，似乎不勝之美，就是反襯高牆內的殘酷。

或許是客人太稀少，夜晚過分無聊，她隨著伴奏帶唱給我們聽。麥克風的嗡嗡聲，偶爾跑的音調，都沒打破她的好興致，聽一個綠島人唱這首歌，是另一番感覺。出生在1969年的老闆娘在綠島長大，經歷著戒嚴、解嚴與藍綠紛爭，還記得在國小里，倘若說台語是要被懲罰的，而聽到“國父”、“蔣公”的名字就要起立，至於島上的政治犯，這與她沒什麽關系。《綠島小夜曲》它只剩下對家鄉的抒情，沒有半分政治意味。

不過，事情本該如此。當“中廣”電台的兩位年輕人潘英傑、周藍萍在1954年的盛夏創作這首歌曲時，不過是想寫一首以“抒情優美”取勝的流行歌曲，初來台灣的他們被高大的椰子樹這樣的自然風情所吸引，他們的 “綠島”是台灣島，而不是這後來被更名為“綠島”的“火燒島”。

老闆娘念念不忘的是20年前在臺中的那場短暫的歷險，她騎著哥哥留下的摩托車在這個“大城市裡”尋找人生的希望（哥哥回綠島了,他在監獄找到一份差事，成了一名看守，這監獄為島上創造了主要的就業機會）。她覺得自己什麽也不怕，最終還是因為一場失敗的愛情回到家鄉，在這里嫁為人妻、成為兩個孩子的媽媽，如今與身旁的這位印尼女傭一起打理這家燒烤店，甚至不想去半個小時船程的台東——城市裡太吵，她已不習慣。幸好，旅游業興起了，民宿、餐廳足以維持生活，原本必須出外打工的年輕人也不走了。

“我家就在國小的對面，過了‘鹽酥雞’店，在觀音廟旁邊”，她看到我們興致未盡，多少有些歉疚，建議找她爸聊天，他可能知道更多。

在觀音廟旁的房間里，我見到她的父親，黝黑、精乾，看得出曾常年出海捕魚。他的老屋也是民宿，牆上貼滿了各式住客的照片，巨大的玻璃缸里有大號珊瑚，他的另一個女兒一直要引我們看。我們坐下來，喝自釀的米酒，不過，他想談的是，他的先輩怎樣從屏東的小硫球島到此拓荒，又怎樣獵殺島上的原住民，說起用魚鉤來抓捕原住民這一段，他尤其繪聲繪色。如果一定要追問政治，他覺得蔣經國時代最好，他關心人民的疾苦，而選票，他還是會投給國民黨……

倘若施明德遇到這對父女、看到在島上飛馳的青年人，會覺得感傷嗎？所有個人的勇敢與犧牲，都這樣輕易地溶解在歷史河流中。但或許這也是他奮鬥的意義所在，把人們從不正常的政治制度中解放出來，過最正常的生活。

三

夜半回到旅店，在照明欠佳的房間里，聽海潮聲，讀這本包裝精美、紅色硬皮的《囚室之春》。

這本小書寫於1989年，那時，這位台灣歷史上最不可思議的“政治犯”正住在臺北的三軍總醫院。他又開始了一次絕食，而且是無限期的。當局把他從綠島的監獄運到臺北。他成了歷史上花費最昂貴的政治犯之一，醫院九層的五十多張病床都被清空，只收容他一人，2個醫生與7名護士護理他。

在長達四年兩個月的時間里，他拒絕進食。當局擔心他的死亡，護士把胃管從他的鼻孔插入身體，強制灌食。四年多里，一天兩次，他總共有3040次這樣的經歷。既然沒有任何可憑借的手段，他把身體做為了武器與戰場，繼續抗爭。

灌食是不愉快的，他的身體卻因此恢復起來。他的病房裡則放滿了植物，前來探望的朋友不絕。國民黨的控制正逐漸放鬆，他在軍事法庭上的判斷是對的，你表現得越勇敢，當局越可能做出讓步。到了1986年9月，他和同志們曾期待的組黨也成功了。而“美麗島事件”與他個人都成為了某種政治神話，後來者朝聖的目標。

成為神話，也往往意味著固化，你被定格在某一個瞬間，人們不再關心你的此刻與未來。

他把自己定義為行動者，說自己不喜歡做“文學革命家”、“客廳改革者，”“要把自己的思想、信仰和時代配合並落實具體的目標”，現在，面對窗外越來越興奮與躁動的時代，他卻只能旁觀。黨禁、報禁都解除了，連他的美麗島同志們也紛紛出獄。但他仍在囚禁中，他拒絕了蔣經國的特赦，他認定自己無罪，何需赦免。也因此，他成為了一名越來越孤獨的囚徒，這孤獨不是來自於寂靜與隔絕，而是來自喧鬧與被忽略。他似乎在死抱著某種“過時的原則”。

他只能在病房中，除去接待朋友，還有大把的時間觀察植物與光線，回憶人生、深化自己的囚徒哲學，成為一名業餘作家。他的文字乾凈、樸素，常年的囚禁生涯讓他有一種地道的書面語風格。在一些時候，他也流露出少見的自憐，他有一種被遺棄感，被監獄外風起雲涌的民主化浪潮遺忘，當整個台灣的體制都在沖動，他卻仍在監禁中：“我已淪為‘台灣孤兒’、‘台灣棄兒’了……我不是民進黨人，不屬於‘美麗島系’，不屬於‘新潮流系’，更不屬於‘超派系’；家族中也沒有公職人員。我甚麽也不是，只是一名被遺棄的欽囚，孤零零地、無援無助地，只有任由當權集團宰割。”他擔心自己變得無關緊要，15年還可以熬，25年則可能與社會徹底脫節，他也理解曼德拉為何如此堅持，“原則”變成了唯一可擁有的東西。

不過，最打動我的不是這些，而是書最後的附錄文章，他追憶他的大哥施明正。在施明德1988年4月抗拒灌食起，施明正也在家中只喝酒，再不吃東西，四個月後，他因營養不良去世。

與四弟施明德不同，施明正從未以“勇敢”著稱，恰恰相反，在大多數人、尤其自己弟弟眼中，他是個“懦夫”。當囚禁生涯讓施明德變得更強大時，它卻摧毀了施明正。在幾年監獄生涯之後，他變成了另一個人。年輕時，他以俊美與才華橫溢著稱，頭頂上的一鬃捲發，真有幾分拜倫的味道。

他寫詩、繪畫、追逐女人，浪盪成性，倘若不是那樁偶然且荒唐的案件，他必定能在他的才華與情欲中繼續放縱下去。當時代轉變給本地作家帶來失語的痛苦時，他卻感受到解放，和流亡到此的大陸詩人在現代主義詩歌中找到共鳴。那上海來的紀弦盛贊他的才情與酒量，寫下了《贈明正》。

但監獄改變了一切，他再未能從恐懼中擺脫出來。他忘不掉獄卒手裡那串鑰匙的撞擊聲、開鎖聲，睡前要在耳里塞進衛生紙，而當蔣介石去世後，他在畫室里為他佈置靈堂，虔誠禱告，似乎寄望於這個給他帶來無數恐懼的人，幫他消除恐懼。少年時，他是四弟的啟蒙者，而成年後卻常遭遇後者的呵斥，是施明德眼中的“可憐蟲、醜角、懦夫”。

他在現實中越怯懦，在文字的世界中越勇敢。我曾翻過施明正的小說，被他那赤裸裸的自我呈現驚住了，這樣直接的表達內心的欲望與憂懼，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中，只有鬱達夫堪與作比。鬱達夫執著於受困的性欲，施明正則難以擺脫政治恐懼。他的那本小說集有個讓人難忘的名字《島上的愛與死》，他早年的放縱的愛，與中年後對死亡的憂慮與渴望，似乎象徵了這個威權體制對個人的入侵與改造：你和當權者變成了施虐與受虐的依賴關系，唯有逃入酒精與肉欲，才能暫忘現實……

很可惜，在臺北的見面中，我忘記問施明德如今怎樣看待這位大哥。在1988年的這篇文章中，施明德深情的說，“施明正才是我們施家最勇敢、最敢向當權者討取公道的勇者”，“他是個不吶喊的烈士”。

在從綠島乘坐小飛機回台東時，我又再度讀起施明正的那首詩《候鳥》：是的，我們是九月的侯鳥到達/西太平洋的孤島，我們喘息/我們欣賞島嶼的美麗風光/我們駕著風，化成浪花，在綠島的藍空翻騰/我們長著令人妒羡的翅膀/我們不必護照，我們隨時翻騰人造的國境/我們沒有職業，沒有房屋/可是到處是糧，隨地是家/我們沒有牢獄，沒有告密、誣告/沒有死刑、勞役、剝削/我們自找自吃，頂多只在兒時剝削過雙親的口糧/當然，我們也沒有暗殺/因此我們也就沒有線民與警察/更沒有冒充特務的流亡/我們雖有人類羡慕的自由，可是布著陷阱/把我們烤成一串鳥仔疤的，竟是高呼自由與和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