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廠裡的孩子

紐約時報
范璐璐

蘋果公司於2013年1月25日公布其供應商2012年的責任報告，報告指出，去年蘋果發現一家中國零部件供應商僱用74名童工。蘋果隨即宣布終止與這家工廠的代工合約。

這並不是蘋果在中國大陸第一次發現其供應商違法使用童工問題了。去年10月，蘋果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承認其山東煙台的工廠曾僱用14歲至16歲的學生作為見習工，其深圳廠區也被媒體曝光了童工問題。對此，蘋果曾表示，2013年一個關注重點將會是學生實習生問題，以確保其供應商，尤其是在中國，不濫用實習生制度。
最近幾年，不只是電子行業存在童工問題，根據“中國勞工通訊”2006年發佈的《關於中國童工現象的實地考察報告》，童工主要分佈在較低層次的服務性行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業、服裝加工業、製鞋業、箱包製造業、玩具製造業、餐飲業等，僱主多為個體作坊主和小型私營企業主。“中國勞工通訊”是一個以維護中國勞工權益為宗旨的民間組織。

儘管中國在《憲法》、《勞動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和《禁止使用童工規定》中都有禁止僱用童工的規定，無論是國家機關、社會團體，還是企業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個體工商戶，任何用人單位都被禁止招用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同時，禁止任何單位或個人為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介紹就業。但是現實中，童工現象還是大量存在的。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表明，2005年中國的初中輟學率為2.62%，盧德平（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等研究中國童工問題的學者據此推斷: 每年有至少 300 萬輟學青少年準備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一輟學群體中，有相當大比例的兒童正在成為或即將成為童工。這也釀成了許多悲劇，比如發生在去年12月的汕頭服裝作坊大火事件中， 13個未滿16歲的童工在大火中喪生。震驚全國。而縱火者劉雙雲在11年前，也曾經是一位童工，此次縱火是因為他討薪無門，發泄私憤。

根據東方衛視等媒體的報道，僱用童工在汕頭當地是很普遍的。劉雙雲縱火案，以及媒體近些年對於童工問題的曝光，都在提醒我們中國童工問題的嚴重性，也顯示了中國為追求經濟發展而對於兒童這個特殊群體是多麼疏於保護。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卡羅爾·貝拉米稱，“我們再也不能把惡劣的童工問題僅僅看作是一種恥辱，我們必須將其視為一種野蠻的、罪惡的交易，並堅決予以取締。”

近些年來，中國的經濟貧困、城鄉二元結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家庭教育成本過高，教育回報率過低、農村教育資源短缺等造成的經濟排斥、文化排斥、制度排斥、教育排斥等原因促使兒童輟學、過早進入了勞動力市場；與此同時，相關利益方的助推也是童工問題日益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於工資低，生活成本上升快速等原因，中國沿海地區自2005年便出現用工荒難題，也出現了農民工為了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而進行的大量抗爭，這使得企業傾向於用缺乏反抗能力、廉價的童工來控制生產、降低成本。這也催生了產業化的販賣、使用童工的運作模式。

比如在2008年曝出的“東莞廉價販賣童工事件”中，“利益相關方有明確的分工：有人專門負責在涼山當地招工，並且將童工運到東莞；有人專門負責在東莞這邊的接待，負責安排童工的衣食住行；有人負責解決證件問題、維護童工秩序；另有人則專職負責聯繫當地一些勞動力中介或者用工工廠，保證將這些童工送進廠里。而且，是一車一車地送，僅在一個鎮，工廠主就隨時可以抽調出六七百名廉價的涼山童工。”朱丹（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和《南方都市報》記者饒德宏等人的調研發現，這些孩子從13至15歲不等，由於他們不需要繳納社會保險，而且馴服、肯吃苦、缺乏反抗能力，所以在工廠主中有很大的需求。根據《南方都市報》在2008年4月份的一篇報道，經過小工頭、大工頭、黑中介和工廠等四個環節的層層盤剝，童工們最終只能拿到1/3 的薪酬，如此利潤，讓上述各方有很強的動力來不惜違反法律來組織和僱傭童工。

在童工問題中，政府的角色也值得關注。通常政府的勞動監察部門是採取“民不舉，官不究”的態度處理童工問題，即便是對於汕頭大火所揭露出來的童工問題，我們也未見當地政府有整治童工問題的舉動。在一些童工的個案中，政府甚至是對違法現象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對非法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學生的現象漠不關心。根據此前媒體的報道和調研報告，富士康在大陸的一些工廠存在非法使用未成年學生工的問題，企業與學校打着學生“實習計劃”的幌子，迫使十幾歲的學生成為富士康的廉價勞動力，甚至通宵加班為趕製任天堂遊戲機。而媒體披露，在富士康大規模使用“學生工”的過程中，不少地方政府都使用了包括“紅頭文件”在內的種種手段支持富士康的非法用工行為。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了19世紀英國紡織業、陶器業、火柴製造業、手工印刷工廠、麵包業、時裝店中，童工怎樣因為貧困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在超長的工作時間、惡劣的工作生活條件下貧病交加、過早死亡。兩個世紀後的今天，這些苦難與罪惡仍舊在中國各地的工廠中上演。各地在急功近利和追求所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漠視孩子們的成長甚至生命。

在中國，如何解決童工問題是個複雜的過程。中國勞工通訊的一篇報告中提到了除了政府方面應該採取強制性(compulsory)的干預措施來遏制對於童工的需求外，還應當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合作性(collaborative)干預措施和社會性(social)干預措施，從源頭上減少並最終切斷童工的供給。比如改變家庭決策者所面臨的經濟環境和短視，使他們不僅在觀念上，而且在能力上可以不讓自己的孩子輟學成為童工；要加大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使義務教育真正成為免費教育；根據當地的就業環境和勞動力市場需求，適當增加一些技術訓練課程等。

也有研究者總結了國際組織對於消除童工的行動策略，如設立“補習學校”、每月三天的學習營、“街頭教育”、謀生培訓、社區式教育等，並運用文藝、媒體等形式來提高青少年對童工工作的認識和理解、刺激他們對知識和學習的慾望進而促使童工重返學校、家園。

筆者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更多地負起責任。中國政府雖然一再聲稱堅決反對和打擊童工現象，而且簽署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政府行動計劃，也出台了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法規，但在發展和經濟利益驅使之下，童工現象在中國不但沉渣泛起，而且屢禁不止。

長期以來，對於童工問題，中國基本還停留在檢查懲處使用童工現象，使童工暫時脫離工廠勞動等方面，雖然部分非法業主能得到法律懲處，但權益受到嚴重侵害的兒童的後續安置還存在很大問題。極少數的孩子能夠重新進入學校學習，相當多的孩子會在很短的時間裡再次進入童工的行列。所以，政府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解救、保護童工的社會服務機制非常必要，在此機制中，要引入兒童發展、兒童福利、兒童權益和兒童社會保障等理念，有效杜絕童工滋生的社會土壤。

范璐璐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