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慶餘
309反核遊行比民進黨113火大遊行陣容更大、隊伍更多元,20幾萬自發參與者背後不是政黨,而是高達近7成反核四民意,它的性質亦不是政黨對決,而是公民抗議。「抗議而不對決」是公民運動特色,但它的威力大於對決,因為這表示「人民不同意」。政黨對決最後仍須由主權者(全體選民)仲裁,公民運動卻是主權者直接裁決。當年紅衫軍公民運動尚且導致執政黨一蹶不振,非政治性公民運動效果更可想見。
選民只是動員工具
政治性公民運動容易造成對決,政治顏色是其擴展局限,非政治性公民運動以達成公民目標為界線,擴散效果更大更久。沒有別的原因,當執政者連人民生活(免於匱乏、恐懼)都照顧不好,它還能照顧什麼?連人民最大恐懼都解決不了的政府,不只無能,還是傲慢。而沒有比傲慢的政府更會遭致人民反感唾棄了。
309反核遊行讓人想到巴黎民眾攻佔巴士底獄時,路易十六問臣下:「這是叛亂嗎?」對方答:「不,陛下,這是一埸革命。」同樣,當國民兩黨都在爭論「這是藍綠對決嗎?」認清時代趨勢的人已告訴他們:「不,這是公民運動。」
公民運動對現代民主政治重要無比。就像鯉魚躍龍門,沒經過這一躍,民主將無法深入,公民將不了解自己職責,以為公民只是選民。當公民把自己降格為選民時,他們就成為政黨及政客動員、欺騙的工具。以致卡爾.波普如此傑出自由主義大師都認為「主權在民」或「多數人統治」是「民主悖論」,因為選民經常選出混蛋政府,甚至與多數民意背道而馳的政府。而熊彼得則斷言「民主政治就是政客統治」,選民選出政客,讓他們結黨營私、犧牲全民利益搞對抗對決,宣稱自己「代表人民」。他們口中的「我代表人民」和路易十四的「朕即天下」並無太大差別。
漢娜鄂蘭分析公共領域的衰落,指出民主領導人原是共同體內部選出的一員,彼此具平等關係,後來卻分化為統治者與被治者,共同體的平等協商精神消失了;其次,民主需要公民直接行動,但在代議制施行後,直接行動的公民變成間接參與的選民,政黨及壓力團體又主要考慮自己利益,原本共同體靈魂的「共同的善」乃逐漸乏人問津。「這種代議民主把公共幸福與公共自由變成少數人的特權(例如多數民意居然無權停建核四及按人民旨意發動公投),就此意義而言,它又可以稱為寡頭政治。」
取回應有的決策權
如何扭轉寡頭政治,走回民主正軌?鄂蘭開出的藥方是「復興公共領域」。公民直接行動的公民運動是極有效手段,以此取回人民在共同體中應有的決策權及發言權。這次反核行動若能貫徹到底,不只代議制的寡頭傾向可以得到抑制,選民還能升格為公民,透過公民運動奠定公民社會、深化台灣民主、一舉打破政黨壟斷公共領域的惡劣積習。
作者為資深政論家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