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再閱讀的國家

紐約時報
大衛·托斯卡納

本周早些時候，我在《改革報》(Reforma)的職位廣告版面上看到，墨西哥城的一家餐館在招聘洗碗工。要求：中學文憑。

多年前，並非人人都能上學。教室是培養孩子守紀律和讓他們學習的地方。老師是受尊敬的人。實際上，家長允許老師用掌摑或揪耳朵的方式懲罰自己的孩子。但至少在那時，學校力求讓孩子們踏上更有尊嚴的人生道路。
如今，上學的孩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他們學到的東西少得多。實際上，他們幾乎什麼都學不到。在墨西哥總人口中，識字的人群百分比在上升，但從絕對人數看，墨西哥現在的文盲人數多於12年前。即使掌握基線識字能力（看路標或新聞的能力）的人數在增加，但看書的人沒有增加。墨西哥一度是教育水平較高的國家，但幾年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閱讀習慣的一項評估中，墨西哥在108個國家中名列倒數第二。

人們不禁會質問墨西哥的教育體系，“我把孩子交給你，每天六小時，每周五天，可你卻交還給我一個基本文盲的人，這怎麼可能？”

儘管近年來取得了工業發展的進步，工科畢業生人數也在增加，但在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墨西哥正陷入困境，因為有那麼多的墨西哥公民不看書。我們的新總統恩里克·培尼亞·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12月上任伊始就立即宣布了改善教育的計劃。這很典型。所有總統在上任之初都會這麼做。

他改善教育計劃的第一步是什麼？把教師工會主席埃爾芭·埃斯特·戈迪略(Elba Esther Gordillo)關進監獄，他上周就這麼做了。戈迪略領導這個擁有150萬會員的工會長達23年，她涉嫌挪用約2億美元（合人民幣12.44億元人民幣）。

她理應入獄，但把焦點放在老師（而非學生）身上的教育改革沒有任何新意。多年來，教育部長的工作不是教育墨西哥人，而是應付老師以及他們的待遇問題。在墨西哥，沒人像教師工會那樣組織那麼多的罷工。而且，令人悲哀的是，許多教師的工作往往是買來的，或是通過繼承得到的，他們自己的教育程度也不高。

記得2008年在瓦哈卡舉行的一次罷工期間，我在臨時的宿營地穿行，想找到一個正在閱讀的教師。在數萬教師中，竟然一個都找不到。我的確發現有一些人無所事事，在聽迪斯科音樂、看電視、打牌或玩骰子。我也看到了一些八卦雜誌。

所以，在前不久一次推廣閱讀的活動上，當我面對300來名14、15歲的孩子演講時，我本不應對他們的反饋感到驚訝。“誰喜歡看書？”我問。禮堂里只有一隻手舉了起來。我在無知的多數人群中挑出五個人，讓他們告訴我，為什麼不喜歡看書。結果是可以預見的：他們說話結結巴巴，嘟嘟囔囔，變得不耐煩。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一個整句，表達出一個觀點。

我很受挫，讓他們離開禮堂，去找本書看。這時一名老師走到我面前，看起來很擔心。“我們還剩40分鐘呢，”他說。他讓那些孩子重新坐下，開始給他們講一個寓言故事，有關一棵植物，它無法決定自己想成為一朵花還是一顆捲心菜。

“先生，”我低聲說，“這個故事只適合幼兒園孩子。”

2002年，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總統啟動了一個覆蓋全國的閱讀計劃，他選了廣受歡迎的足球運動員豪爾赫·坎波斯(Jorge Campos)擔任代言人，下令印刷了數百萬本書，造了一座巨大的圖書館。不幸的是，老師沒有得到適當的培訓，孩子們在學校里也沒有得到閱讀時間。該計劃聚焦於書本，而不是讀者。我曾看到一些倉庫里堆放着數十萬本被遺忘的書，它們本來應該在學校或圖書館裡，但現在只是等着灰塵和潮濕把它們變成垃圾。

幾年前，我和我所居住的新萊昂州的教育部長說起學校的閱讀情況。他看着我，不明白我想要什麼。“在學校里，老師教孩子讀書，”他說。“對，”我回答，“但他們不看書。”我解釋了知道怎麼閱讀和真正看書之間的不同，以及看路標和閱讀文學經典之間的區別。他說他不知道學生們看《唐吉訶德》(Don Quixote)有什麼意義。他說，我們需要教他們看報紙。

我女兒15歲時，她的文學老師在課堂上全面禁止小說類作品。“我們將要讀歷史和生物教科書，”她說，“因為這樣，你們一邊閱讀，一邊能學到知識。”在我國的學校里，老師講授容易教的內容，而不是孩子們需要學的內容。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墨西哥（乃至其他許多國家），人文科學受到排擠。

我們已經將學校變成了工廠，大批量產出僱員。學生們不會遭遇任何智力上的挑戰，他們只要去上課，並聽老師的話，就能從一級升到下一級。難怪我們的中學正在培養大量司機、侍者、洗碗工。

這不只是資金投入的問題。墨西哥對教育的投入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和美國大致相當。這也不是教學理論以及尋找捷徑的新方法的問題。我們的教育體制不是需要微調；而是需要完全轉變方向。它需要讓學生們閱讀、閱讀、再閱讀。

但也許墨西哥政府還沒有準備好應對真正有文化的人民。我們知道，書籍賦予人抱負、憧憬以及尊嚴感。如果明天我們一覺醒來變得和芬蘭人一樣教育良好，大街上將會滿是憤怒的公民，而我們充滿恐懼的政府會自問：這些人從哪裡得到了超出洗碗工的教育？

大衛·托斯卡納(David Toscana)著有《最後的讀者》(The Last Reader)一書。本文最初由西班牙語撰寫，由Kristina Cordero譯成英文。